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外界早在纷纷猜测新一届领导人的组成，谁上谁下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次题为“第四代领导人的挑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与众不同，主要聚焦于未来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上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谁会担当什么领导角色还不明朗外，未来一届领导人已经基本形成。再者，与会者也同意中共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如共产党本身的转型、法治建设、社会矛盾、新经济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统一和外交战略，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所不能确定、同时也使人担忧的是未来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领导集体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全部由革命家组成，转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官僚（又称专家治国）集体，或者说中共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管理党。这种转型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官僚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成为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治国从80年代初开始，到江泽民时代达到了高峰。根据王赓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说法，江泽民可以说是把技术官僚的优势推到了一个极点。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在经济方面，江泽民顺利地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并且提供给私人经济以宪法上的保护；在政治方面，尽管改革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随着江泽民“七一”讲话容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从长远看实际上为中国政治变化引入了动力。本来这些问题都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但高层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或者把它们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技术方法来解决。和世界贸易组织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影响问题，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难说现在或者未来的技术官僚已经从政治层面上作好了对付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其次，技术官僚对付不了总体政治构架转型的问题。技术官僚的长处是在既定的政治构架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不说别的地区，在亚洲，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这些地方，技术官僚有过辉煌的成绩，他们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总体政治转型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但一旦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们就缺乏宏观的眼光和长远的目标。在印尼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主导印尼和台湾的执政党曾经都是技术官僚政党，但都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抛弃。马来西亚等国尽管情况还好，也面临着政治转型的严峻考验。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高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对这一点高层不是没有认识，但关于如何转型还没有很大的进展。除了一些功利主义取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外，人们看不出高层有任何宏观的政治考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如何改变目前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许是未来领导人的主要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1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