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在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场——草堂寺，当时称为长安大寺，公元5世纪初，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他在这里译经、讲法，终其一生，翻译了一大批传诵千年的佛经。他译的《维摩经》、《金刚经》、《法华经》，文字优美生动，影响深远。
据说他在圆寂之前发誓言道：“如果我的译文没有错误，当我火化时，舌不焦烂。”后来果然应验，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内。
中国的译经事业，经历了公元1世纪到公元4世纪（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东晋到隋末）的“旧译”时期，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卓越的翻译家；公元7世纪后，进入玄奘开创的“新译”时代。
公元7世纪，当年轻的玄奘发现中国的汉译佛经并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问时，于是便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以求融会贯通。西行求法十七年后，他的足迹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数十个王国。
公元645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携带大批佛经返回长安。这一天，宽阔的朱雀大街如同节日般热闹，归来的玄奘备受唐太宗的礼遇。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从天竺带回来的经像。
唐朝政府给玄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译经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来讲解当天新译的经典。他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玄奘圆寂后，唐高宗失声痛哭：朕失国宝。出殡那天，赶来为玄奘送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
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札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学，吞米桑布札回到西藏后，创制了藏文，他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个译经师。
而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译经院产生于赤松德赞时期。“七觉士”之一的贝若杂那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赤松德赞曾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对大译师贝若杂那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西藏历史上不断出现许多伟大的翻译者，噶瓦拜则、仁青桑波、罗登西绕。公元13、14世纪，藏译的典籍论释被编纂成《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现在通称为藏文《大藏经》。
相对而言，在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经翻译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公元13世纪，云南傣族地区才出现兰那泰文译注的巴利佛典。稍后随着傣文的问世，云南开始有了写或印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
宗教的传播与文明的对话，总是始于经典的翻译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华民族的智者们，用不同的文字，以惊人的毅力，把佛经译为汉文、藏文、回鹘文、蒙文、满文，或以傣文转写，为后人留下了传承千秋的中华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