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钟爸爸终于到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尔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从1933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梅爱朴用她的包装了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走了，并答应说晚上会再来的。接着寂静降临整幢房子；大家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还不热，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把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个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住，他是个三十几岁离了婚的人。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十点钟。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到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深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消失。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晚上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但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热乎乎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好象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的。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再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围巾，还有哩；还没动身我就快闷死了，但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消失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七点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莫蒂，我的小猫咪，是唯一跟我道别的生灵。她会跟她的邻居过上好日子的。这都写进了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
厨房里有一磅留给猫的肉，早餐用具都搁在桌子上，床已经被扒得光秃秃的，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我们在狼狈中撤离的印象。但我们已经顾不上印象了，我们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着逃走并安全抵达。明天继续。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9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我们就这样走在滂沱大雨里，爸爸，妈妈和我，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购物袋，里面乱七八糟地塞上了一切能塞的东西，包包鼓得都要裂开了。
赶去上班的人们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为自己不能搭我们一程感到多么难过；那颗鲜艳的黄色的星星诉说着一切（注：为了把他们同其他人区分开，德国人强迫所有犹太人必须在显目的位置佩戴一颗黄色的大角星。）
一直到走在路上了，爸爸妈妈才零零星星地跟我讲起我们的计划。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尽可能多地把能搬动的家具杂物及生活必需品搬到我们藏匿的地方，我们自己原定是在7月16日以前搬完的，好把用于藏身的一切都准备充足了。可计划不得不因为招集令而提前十天，这样我们新的住地就还没有完全收拾妥当，但也只能随遇而安了。藏身的地方就在爸爸办公的那幢大楼里，外人是很难理解的，不过我稍后会解释。爸爸手下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克莱勒先生，库菲尔斯，梅爱朴，爱丽沃森，一个二十三岁的打字员，这些人都知道我们的到来。沃森先生，就是爱丽的爸爸，和两个小伙子在仓库工作；他们尚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