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建儒教的必要性既然在东西方文化和宗教的比较语境中将儒家说成是宗教含有伤害儒家的危险，那么，今天为何还要重建儒教？去采取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策略，即注重道德心性（内圣），顺应西方的政治（民主）与知识（科学）形态，以便开出一个中西合璧的“新外王”，岂不更聪明和识时务得多？可是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牟宗三“自我坎陷”的策略，也就是将社会政治和知识加以西方化、只保留儒者个人的心性道德修养的复兴儒家策略，恰足以将儒家送进文化历史的博物馆，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对外标榜的谈资而已。原因就在于，它抛弃了儒家或儒教的人间生活化的特质。如上所言，儒者不会在根本意义上独自成仁得道，而必源于亲子关系，如《论语》
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并反报于这种关系。“格物”首先格的是人类生存的原初关系，即亲子家庭关系这个物。在此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无物不诚，不诚无物”，修齐治平，尽出于此。一旦这种关系所依存的社会、政治结构萎缩，尤其是这种关系不再以活生生的方式来建构我们的道德修养和全部生活，儒家就丧失了它独特的生命力，而沦为一个可以被其他宗教及意识形态挤来推去、被现代化生活压扁重构的可怜角色，君子儒也就成了小人儒或乞丐儒了。
换言之，在适应现代的工业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的生活形态这个问题上，儒家有着某种天然的缺陷，或者是某种迂拙的操守。
相比之下，其他的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宗教，似乎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宪全可以设想一位玩股票、搞国际电子业、使用全球通手机、喜爱开赛车的“单身贵族”是一名忠实的基督徒，却不可设想他是位真儒者。西方的宗教创始人、先知、信徒、哲学家中相当一批人是单身汉，而中国儒家的圣人则无一单身，皆是以修身齐家为本、燮理阴阳而光前裕后者。因此，孔子的“圣之时”有自己的时态，并不意味着去适应一切外在的时局。这样，此儒家之“时”就首先不是物理意义上或外在社会现实意义上的“21世纪”之时，而是《论语》所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时，《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礼记·中庸》说的“君子而时中”之时，一句话，父母与子女、祖先与后代的血脉相通之时，让家族延续、民族长存、文化绵延之时。也就是说，这“时”不是空无自家生命的周期计量和被计量，而是发自阴阳交合、生儿育女、繁衍亲族、协调天下的亲时与天时。在这亲时与外在的物时或现时之间，除了尧舜之世，总有着紧张，所以儒者几乎永远“任重而道远”，要“仁以为己任”。而这“己任”就是去将现时转化为亲时，将物时转化为天时。
自古以来，儒家依凭着以农耕为本的家庭家族的生存结构，和以读书学艺（四书与六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而生存。此为“耕读传家”昀儒家命脉。儒家的兴旺则在于将这命脉延伸到了科举和做官，“学而优则仕”，于是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如今，这些儒家的生存结构几乎统统解体或正在被极大地削弱，这才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也”⑩的深刻和持久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