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此处暂不加区别)的理论,最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虽然他们的思路、方法、结论有很大差别,但他们据以观察、分析文化产业的视角却有惊人的一致,概括地说,不是政治的,就是美学的。
首先是强烈的政治意识。法兰克福学派人物众多,但除本雅明外,包括扭转了批判理论的“大拒绝”态度和悲观主义的哈贝马斯,都对文化产业持严峻的批判态度。正如该学派的领袖霍克海默说的:“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为棒球和电影、畅销韦和收音机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④在中国读者熟悉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论述中,文化产业产品执行了“商品拜物教”的功能,在把文化创造及其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中,它掩盖了社会关系的真实状态,建构了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
而文化生产同质性和可预见性,又遏制了主体的反省和反抗要求。比如电影一开始,有经验的观众就可以猜到它的结局;只要听到通俗歌曲的前几个音符,听众就可以想到随之而来的旋律。文化产业的可复制性、平面化、模式化等通过提供一定的满足手段,把大众的视野局限在那些能够在现存体制内获得实现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上,阻碍大众政治想象力的形成,为现存秩序再生产“顺从一致”。
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较为复杂,它对通俗文化的“细绎”来自其老师利维斯,其意识形态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评论说:“它审视物质媒介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并因此从意识形态批评家对形式的关注中学到东西,它把唯物主义直接带入敌人的领域,也就是说带入首先被看做唯心主义建构的‘文化’之中,因为辩护者们把文化看做这个堕落的世界的最后一个精神‘堡垒’。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批评更加锐利。”‘早期的汤普生、威廉斯、霍加特等人都特别强调通俗文化中的“感觉结构”是如何与统治阶级的文化观念对立的。汤普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具体论证工人阶级的出现不再是经济力量的消极反映,而是积极的、富于反抗的“文化过程”。这本来可以导向对文化产业更开阔的评论,但20世纪70年代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深刻地波及英伦。据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既不是某一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也不是与真实、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虚假意识”,而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是人们可以借以“阐释、感知、经验和生活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物质条件里面”的思想构架。乜就是说,意识形态是我们意识与经验的基础,它从外部建构了我们的“本质”或“自我”,所谓“主体性”不过是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此一观点迅即被伯明翰学派运用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⑥比如广告就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它不断地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以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基础的阶级差别,而是在某些特殊商品的消费方面所形成的差别,因此社会身份就不是我们生产什么的问题,而是消费什么的问题。广告产生了各种主体,这些主体又反过来隶属于广告的各种含义以及广告的消费模式。
虽然以意识形态为分析大众文化的基本模式,但在如何评价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上,英国文化研究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阿尔都塞的观点像一切结构主义一样,过分强调“结构的整体”而牺牲了过程和具体经验的复杂性,忽视了文化生活中的人的作用。及此,“葛兰西转向”随之发生,它一方面避免德国批判理论以及法国结构主义中难以忍受的对大众文化的傲慢态度,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初期文化主义的大众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所欲描述和解释的,是资本主叉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领导阶级,其前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容纳对抗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具体地说,就是统治阶级试图与对抗阶级的文化进行谈判以赢得它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所以“霸权”是一个以“抵抗”与“融合”为标志的过程,而不只是一种由前者强加给后者的权力。换言之,“资产阶级文化”不再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在其被认同的阶段是统治阶级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谈判版式”。葛兰西给予文化研究的启示是:文化领域中的意识形态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性对立。
文化实践并不随身携带它的政治内涵,日日夜夜写在额头上面,相反,它的政治功能有赖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其间文化被描述为一种结果,体现出它贯通连接其他实践的特定方式。简言之,以揭示文化实践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接合是动态的——今天同资产阶级价值连接的实践,明天可能同这些价值脱胎换骨,改宗社会主义——霸权理论开拓了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赋予它以巨大的政治可能性。⑦20世纪是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法兰克福学派以挖掘当代社会中濒临丧失的革命力量和批判潜力为主题,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在政治上与新左派联系密切。两个学派都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化约论,都不满陈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要求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就具体观点而言,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一度截然相反,但从政治上着眼,从权力关系上分析文化产业则是一致的。差别在于,批判理论认为文化产业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帮凶和执行者,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可以是底层意志与统治文化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