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买到第三门课的时候，我发现教授变成了上帝，学生都眼巴巴地期待成为他的选民。因为讨论型的小课是限制人数的，不是谁想买就能买。比如有个项目叫“大战略”课程，这是个案例型的讨论课，由耶鲁最著名的几位教授联合开设，内容是研究世界几千年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所做出的伟大的决策。如此振奋人心的课程，对于雄心勃勃的耶鲁学子来说是有致命吸引力的，入选的难度跟当初考进耶鲁的难度差不多。还有些口碑好的大牌教授开的课也要通过竞争才能去听课，比如上中国现当代史的史景迁教授，他的课总是能吸引很多人旁听。这门课开在耶鲁法学院的大厅里，每次都座无虚席，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也不少。很难说那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有兴趣，但他写历史的观点非常合耶鲁人的口味。他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耶鲁要培养的正是改变历史的人，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听他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讨论课总是毫不客气地从课堂上请走很多慕名而来的好学者。
我刚去的时候心里很有意见，觉得大牌教授怎么一点大家风范都没有，人家如此好学来旁听，这在中国，老师要受宠若惊地挽留，他怎么可以生硬地拒绝。后来我才体会到，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这种课节奏很快，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大量的阅读、思考、为发言做准备。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一起让探索更深入。如果老师允许很多旁听生在场，势必影响选课学生发言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禁止旁听生发言，不但是一种歧视，也会失去上课的意义。
所以看上去有“海量”的课程可以选择，其实也未必一切如你所愿。当然，事在人为，如果下定决心要上一门课，就要在买课期使出浑身解数让“上帝”选中你。哲学系有一门课专门面向大一新生——“生活”，课程介绍上说得很明白，仅限18人。这门课探讨生活的意义、人生大事、爱情、友情、工作……全部囊括，精选各派哲学家对人生主题的看法，在课堂里和大家一起集中探索、思考。我梦想着在耶鲁哲学教授的引领下和先哲们对话，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决定去听听。
我早早地来到教室，环视了一下到场的人数，心里就开始打鼓了，离上课还有20分钟就已经满员了，我又不是大一新生，估计要碰钉子了。反正来都来了，听一节也罢，这么想我反而觉得自在了。不停地有人进来，最后来的是老师，他照例说了些课程的计划要求，然后就开始强调人数的问题，他宣布手上的选课名单里已经有17个人，这意味着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儿可以留下。他说，我不喜欢赶人走，所以你们还是考虑一下自己走吧。话一落地，有个家伙就拎包走了。我不喜欢被赶的滋味，但那天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就想死皮赖脸地留下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了决定谁去谁留，老师让大家自我介绍，并阐述为什么要选这门课，或者我们怎么理解课程的名字——“生活”。耶鲁的“新鲜人”果然不一样，个个落落大方，非常善于表达自己，完全没有当初我进校的那种青涩。但现在的我，比他们多活了八九年，自认为对生活的理解一定不输给他们。但是否能赢得老师的青睐，网开一面让我上课，我心里还是没底。我发现他们似乎早有准备，知道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上帝”要精心挑选一番，所以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介绍得独特一些，完全不是死板的3W模式（Who,Where,Why——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来上课）。终于轮到我了，我虽没有准备，但仗着自己多吃几年饭，所以比较镇定。我说我来自中国，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能感觉到，啊，我还活着，真好！（众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的生活形式上有一些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在追求智慧，追求快乐。不但是自己的快乐，还有周围人的快乐，所以我在中国资助了一些穷苦的孩子继续求学（这时，有很多人回头看我）。我相信，求学的过程也是探索快乐真谛的过程。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活，我选这门课就是不想白活。”（众笑）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这番精彩的发言高兴，一盆冷水就泼过来了。老师问道：“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你？”我只好红着脸说：“我不是大一的，可以上吗？”他只说了一个词：“NO”。可能因为还在为自己刚才的发言沾沾自喜，我并没觉得尴尬，继续说：“那我能听完这节课再走吗？”（众笑）
后来听说，为了决定最后一个名额花落谁家，老师还让大家回去写文章，详细阐述自己的背景和这门课对个人发展的意义。甚至有人在被老师拒绝后还不放弃，继续不断地写信沟通。我被那个“NO”拒绝了以后就再没努力了，直到下个学期上了他的另一门课，即前文提到的“死亡”。我对这个大胡子“上帝”开玩笑说：“你从生（life）上到死（death），下个学期该上转世投胎（rebirth）了吧！”
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这种课节奏很快，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大量的阅读、思考、为发言做准备。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一起让探索更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