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家之言既不足据，则吾人当承认孔子之政治思想具有显明之时间性。其思想既以封建天下宗法社会之历史环境为根据，则其内容虽不为此环境所囿，而亦不能与之相离。离晚周之历史背景而言孔子之政治思想，恐不免如韩非所谓俱道尧舜，庄子所谓彼一是非，于尚论古人之工作，未必果有裨益。
何休《解诂》尚有《春秋》于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于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说。此则较有依据，非出虚构。按区分民族，不外种类与文化之两大标准。中国古籍中涉及民族之处，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其就种类以分夷夏者不过有（佐传'>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及“周语”“血气不治，若禽兽焉”之少数例证。孔子之论夷夏，则已废弃种类之标准而就文化以为区别。就《沦语》以考之，似孔子有四种不同之意见。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孔子答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明示夷狄不如中国而外之也。 “子欲居九夷。或日：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隐寓夷狄可以同化之意也。 “樊迟问仁。子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张问行。子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此认夷夏虽殊方而同理也。“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此谓夷狄之行偶或优于中国也。《春秋》之言夷狄，大体与此相印证。其内夏外夷之旨见于二传者如隐公七年之戎伐凡伯，庄公十年之荆败蔡师，僖公二十一年之楚执宋公，二十七年之楚人围宋，成公十五年之会吴于钟离，皆以夷狄犯中国而致贬辞也。 《：公羊》于僖公四年召陵之盟谓“喜楚服也。……夷狄也而病中国。……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意尤与“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相近。至于用夏变夷与中国失道之旨见于二传者则如定公四年吴子救蔡。《公羊》日：
“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又如哀公十三年鲁会晋吴。《毂梁》日：“黄池之会，吴子进乎哉？遂子矣。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此“夷狄进至于爵”，同化中国之说也。隐公七年戎伐凡伯。 《榖梁》谓“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此孔子所谓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若定公四年吴人楚。《公羊》《榖梁》均谓吴人人楚肆淫，反于夷狄之道，故去其爵而“狄之”。又若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公羊》日：“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此又足征夷夏之分，系于所行之事。苟行事先后不同，则夷夏亦无定界矣。吾人当注意，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变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无定界，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之名词。故孔子所谓“夷狄”，其含义略似近世所谓“野蛮人”，而非与“虾夷”、“马来”等同例。其所谓诸夏亦略如今日所谓“文明国”，而不指“黄帝子孙”或“中华民族”。吾人之解释如不误，则严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尝有近代之民族观念。
吾人如求其故，似可于孔于思想之本身及其历史之背景中得之。中国古代之种族及文化，在较早期中，殆已发生混合之现象。列国之中颇有以中国而人于蛮夷，或沦于夷夏之间而复归于中国者。吴、越、秦、楚皆其著例。
晋国“夏政戎索”，民则怀姓．地为夏虚，亦显有混合文化之背景。至于周文化之本身，亦颇因袭夏殷之旧礼。夏殷较浅演，周则更完备。周初之政治家似曾企图以其“监于二代”之制度同化多方之遗民，而得有部分之成功。
夫言种类，则九州之民，同为黄肤黑发，既交杂而难分，论文化则文野高低之程度远近相殊，尚显然而可辨。于是夷夏之别，遂渐趋向于以文化为标准，而纯按同化程度之浅深以为定。故楚武王以黄帝之后而自称蛮夷，舜文王以东西夷之人而行乎中国。此皆由于弃种类而言文化之所致。孔子之夷夏观即产生于此历史环境之下。吾人若舍时代背景而论孔子思想之内容，则其仁者爱人、博施济众之学说亦有破除种界之可能趋势。“君子修己以敬”
然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物犹所爱，何况夷狄之同属人类。故“协和万邦”、“蛮夷率服”之理想，殆亦为孔子之所许可。惟夷夏有远近之殊，行仁有先后之序。《公羊》谓《春秋》以外内之辞言夷夏，明王者一乎天下，“自近者始”，诚能得孔子之本意，较何休为更朴质近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