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子世卿已不能专擅国政。权势重于门阀，实力可压族姓。况君子可以不仁，贵族每多淫侈。势替之由，半属自取。门阀之统治阶级渐趋消失，则政权应操诸何人，必因传统之标准已归无效，而成为严重之问题。如一听角力斗智者之“逐鹿”，必至秩序荡然，纷紊无已。孔子殆有见于此，故设为以德致位之教，传弟子以治平之术，使得登庸行道，代世卿而执政。故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前者合法而未必合理，后者则兼背理法。孔子所言之君子取位虽不必合于宗法，而其德性则为一合理之标准。吾人如谓孔子于此欲为封建天下重新创造其统治阶级，似非大误。抑又有进者，孔子虽事实上已承认宗法之失败，而并未明白加以攻击。且孔子所认为失败者亦只宗法之阶级制度。至于家国一体之根本原则，则仍服膺勿失。孔子所以袭用“君子”之旧名者，似欲在不显明违反传统制度之范围内，实行其改进政治之主张。以宗法身份之旧名，寓修德取位之新意。譬若移花接木，其操术至妙而用心良苦。所可惜者，世卿固鲜有德，仁人更难得位。季氏富于周公，颜回贫死陋巷。天子不为明扬， “仲尼不有天下”。孔子之新统治阶级终身未能出现。“君子德位兼全之最高理想乃降而为用行舍藏之持身原则。”（参看《论语》）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亦称之为“君子”，则与子产所以称“君子”者大异其趣矣。
吾人于此可附论孔于思想中个人与政治之关系。宋以后之儒者每以臣下致忠君国为绝对之义务，而谓其说本原于孔子。吾人加以复按，即可知其非孔子之教。孔子论君臣关系之精义尽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之一语。盖“君子”以爱人之心，行仁者之政。此为要君取位之真正目的。合于此而不仕，则为废“君臣之义”。不合于此而躁进，则为“干禄”，为“志于毂”。
二者皆孔子所不取。故孔子讥荷禁丈人为洁身乱伦，而复叹仕为家臣者之无耻。孔子自谓其“无可无不可”，正足见孔子不拘执于必仕必隐，而一以能“行道”与否为出处之标准。出处既以行道为标准，是个人对于君国之本身无绝对之义务，而“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继子》讥孔子语）之语为非确矣。孔子一生虽尽力于得君求售，因此间或受人之揶揄，然此不过欲求行
道于万一可逢之机会，非自贬于小人之儒。观其对避世高蹈之流多加称许，而对不义之仕绝无恕辞，则可知孔子真意之所在。不仅此也。孔子谓臣下不受君主之乱命，是否认绝对服从之义务也。孔子去鲁而求仕于卫，是未立不事二君之“名节”也。后人以专制天下之眼光论封建天下之孔子，宜其张冠李戴，厚诬古人矣。
孔子屡言“君子”之第二目的为救周政尚文之弊。此即其“人治”思想之直接表现。周政有法令滋彰之倾向，上节已略明之。夫以周礼之美备，行之数百年而卒不免于君微政衰，则国家不能徒赖完善之制度以为治，诚为至明显而不可逃避之结论。孔子深观古学，通习周礼，于此盛衰之故，自当灼见明知。矧孔子所立“仁治”之教，固必以个人之心不违仁为政治之起点。
《大学》著孔门之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足见“人治”思想实与“仁治”思想有不容分离之关系。
孔子人治思想最明白之陈述见于《中庸》第二十章之首段，“哀公问政，子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言至显，无待诠析。然吾人应注意，孔子虽谓为政在人，非即谓为政不必有制。孔子欲救周政之弊，非欲并方策而毁弃之。综观其政治思想之全体，“从周”与尚仁之两层主张，相互为用，不可偏废。吾人相信孔子于周制之郁郁乎文实中心赞美，而其从周之说亦出于至诚，非以欺世惑俗。,睢其爱惜周道之伤，故亟图以人治救方策之弊。故孔子之注重“君子”，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于法治之中，二者如辅车之相依，如心身之共运。后人以人治与法治对举，视为不相容之二术，则是谓孔子有舍制度而专任人伦道德之意，非确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