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臣”之仕进者岂但明目张胆，效法子张之干禄，或竞不免术近穿窬，为“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之“俗儒”。其能为“雅儒”之不诬不欺者已属难能之上选。孔子欲化小人儒以为君子儒，后世乃每“并与仁义而窃之”，借君子之名以遂其小人之实。两汉以后之儒，谓为荀学，尚不免有过誉之处矣。
第二节 学说
孔子谓“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又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外如哀公问政，则举文武之方策，自叹其衰，则以不梦周公为征兆。故孔子奉周政为矩范，似无可疑。然孔子既为“殷人”，其思想中岂无“殷礼”之成分，而遂纯用周礼乎？据今日不完全之文献以推论，吾人以为孔子政治思想之中，凡涉及制度之处，殆甚少殷礼之成分。其荡平阶级之教化，或以解放遗民为动机。过此则难于想像矣。其理由有三：
(1)殷之文化，或甚浅演。近代学者或断其尚在石器时代，或谓已应用青铜。其质度必尚质朴，与儒家之理想不合。
(2)即使殷商之文化颇高，周因殷礼，则孔子从周，只间接采用殷礼，并非兼采二种不同之制度而调和之。盖殷亡至是已六百余年。不仅复国无望，遗民殆亦多趋同化。吾人可以下列数事征之。宋为微子旧封，奉殷之祀，宜其保持殷礼。然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微子启传弟微仲，微仲传子稽，稽传丁公申，丁公申传滑公共，共传弟炀公熙。“滑”“惠”皆为死后之谥。此后则有厉、鳌、惠、哀诸公。故宋开国四传，即已采用周道之谥法，岂非同化之一例。 《史记·鲁伯禽世家》又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日：何迟也。伯禽日：变其俗，革其礼，三年然后除之。”足见鲁曾致力于周化殷民，与齐太公“礼从其俗为”之放任政策不同。孔子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旧注谓齐伯国余习，故不及鲁。其实齐之殷民余习较深，周化程度较浅，故去道亦较远也。盖周礼在鲁，世所共喻。周道既伤于幽厉，孔子更舍鲁而莫适。孔子生于此周文化中心之旧国，其祖若父殆均仕为大夫，孔子本人即已显然周化。醉心周礼，事极自然。
(3)孔子于殷之礼俗，取舍从违不一，然其所从者似皆个人与社会生活之末节，与政治无直接之重要关系。如《礼记·儒行》称孔子对哀公问儒服日： “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檀弓”谓“殷练而拊，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舱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孔子告以乘殷之辂。此从殷之例也。康叔封于卫，周公命以酒诰，足见酗酒为殷民之恶习。《论语·子罕》载孔子自谓“不为酒困”，乡党亦谓酒不及乱。
礼记·表记》谓“殷人尊神。”观殷虚甲骨，更可知殷人之有巫风。《论语·先进》载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对子路问鬼神，而墨子非儒亦以不信鬼神为言。“檀弓”载“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日： “殷已悫，吾从周。”此背殷之例也。凡此从违均不足据以断定孔子采取殷之政制。
吾人若进而推论孔子思想之环境，则制度从周，更有其必然之理由。孔子虽自知其为殷人，而身既仕鲁，已承认周人之政权。如不从周，岂能举文武之政悉废置而改作。况周因殷礼，郁郁乎文。典章文物不必与殷相反，而更粲然大备。杞宋之文献不足，孔子即欲制度复古，而殷礼无征，亦难资以号召。当时已无殷之“顽民”，其谁从仲尼以抗周而革命乎？孔子尝谓“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此正足以说明孔子之政治态度为周之顺民，而其政制之主张为守旧。后来儒术之见重于专制帝王，此殆为一重要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