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甲午》:守御平壤(3)

左宝贵部抵达朝鲜后,扣去一营多兵力用于在义州和平壤间负责后勤运输,又除去靖边军右营步队被留在平壤后路安州、江原一带防御,[21]实际进入平壤城设防的奉军仅有六营多兵力,几乎是各路清军中兵力最少的一部。于是,除又抽调了三营兵力用于他处防务外,奉军仅留三营步队和一支炮队约1400人由左宝贵亲自率领,被指令布署在平壤城东北部的制高点牡丹台一带防守。

深感兵力单薄的左宝贵,曾分别致书盛京将军裕禄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申请紧急招募新兵,扩充军力:

“贵现带八营约三千人,即再加二千五百人,兵力不过稍厚。今当倭势猖獗,军务正兴,惟有恳求中堂赏加五六千人,合现在三千余人,共八九千人,庶可资战守。如蒙中堂俯允,贵当派人赴山东招数营徐、邳一带之人,奉合就近可招数营,均待两个月可成军。惟军械、子药并须求中堂赐拨,如不能准,只可请罢论。仍请裕帅添炮队一、二营,随同各军进取而已。”[22]

然而,他的要求最终因为“饷窘,械更缺”等等原因,一一作罢。

纠缠在这许多本不应该由领兵大将一人思索、交涉的事务中,左宝贵还在积极参与平壤御守之策的谋划。对日军的军力,多年在中朝边境巡守的左宝贵有较客观的估计,认为日军战斗力要高于清军。但在作战方针上,性情耿直的左宝贵坚持应该采取主动出击策略,并曾多次派队前出击退日军侦察哨兵。

左宝贵虽然早年也曾置身李鸿章麾下,算是半个淮系出身,但后来常年驻防东北,已经完全融入关外的奉军系统。由此,与驻守平壤城的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及毅军将领马玉昆等,多少存在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派系、畛域隔阂。另外,左宝贵一力主战的态度,又和持防守待援策略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平壤诸军总统叶志超显得格格不入,兵力弱小的奉军不仅在地理上偏处平壤北城,同时也被军力众多的几支大军所疏远。

直隶提督叶志超经历过牙山之败,最先领教了日军战斗力的真容,“对敌人之强弱虚实,早已洞悉于胸。”自感己方军力不足,所以当到达平壤担任诸军总统后,他的防守策略始终显得异常保守乃至消极。战前,各军将领分防在平壤城各地,互相间的联络主要通过书信和新架设的德律风(电话)。根据记载,在9月一次难得的诸将见面会议中,针对连日来平壤周边日军前哨踪迹越来越多的紧张局势,总统叶志超提出主动退出平壤,“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整饬各队,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正当各军将领“依违参半”之际,左宝贵挺身而出,满面怒色,慷慨陈言:“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

“左与叶相聚面商,左主战,叶主退守,意见不合,左语愤激,叶唯唯谢过。”[23]

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当时也在平壤,对将领间的不合,曾将自己的判断密报给哥哥,“左(宝贵)、马(毅军将领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偏浅,不能融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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