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甲午》:轻于一掷(1)

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各开放口岸和外国交涉的事务,除了在中央设立统一的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清政府还分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处理具体的交涉事务。1875年台湾事件后,清政府又分别赋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办南北洋海防的责任,负责海陆防务。

甲午朝鲜事起,相关外交交涉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职责。朝中有关备倭的主战声音出现后,李鸿章管辖下的北洋沿海驻军责无旁贷地成为战守之军,后人曾称当时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并不为过。

因为明白北洋海陆军的内情,李鸿章从日本介入朝鲜、意图生事开始,就始终不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寄希望于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须要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更何况当时日本已经下定了要和中国开战的决心,因而李鸿章的外交交涉始终不得要领。

看到日军不断增兵朝鲜,剑拔弩张,而担负军事、外交职责的李鸿章仍然忙于争取列强调停。以批评时政、参劾官员为职责,且满脑子天朝上国、统驭万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无法容忍。局势渐渐紧张之际,清流言官针对李鸿章的弹劾也变得越来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鸿章痛陈北洋军力不足的苦衷后,催促李鸿章备战的奏折仿佛不约而同般,在言辞与内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设计。北洋海军之所以发展停滞,是因为清政府以节省支出为名,缩减海军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议者就是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 。所以,言官们对海军的参劾,都避开海军军力本身不谈,只是毫无来由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导致海军士气低落。

陆军方面的情形更加可笑。作为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沿岸驻军,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而是李鸿章左支右挪负责养兵,由于地方财政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旦大敌临头,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先锋,申饬起来并不是很理直气壮。所以当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报告,并没有人敢于指责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指责其不敢使用陆军是畏敌如虎。

从小受师傅翁同 思想熏陶的光绪皇帝,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在对日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

7月16日,朝鲜局势日益恶化,言官们连日来力言主战,抨击李鸿章畏缩的攻势在此背景下获得成功,当天清廷发上谕,严辞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2]清廷已不容许就军力问题再作辩白,而直接催逼着李鸿章快快把北洋的军队全部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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