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问过姚睫，但她一口否认生过我的气。“跟你这种人，犯得上那么较真吗？绝犯不着。”她说。但是我一问她：“那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呢？”她就支支吾吾的了，有时说：“当时忙呗，正在面试找工作呢。”我指出，哪有半夜去面试工作的，除非她沦落风尘了，到夜总会去找工作。她就改口：“那就是我跟隔壁的女孩聊天去了。”然而据我所知，她隔壁的女孩精神不太正常，姚睫唯恐避之不及。
问过两次，她干脆说：“你有劲没劲啊？一个老男人，一天到晚纠缠于这点儿小事儿，跟女的似的。”
“对了，”我耿耿于怀地说，“我就是纠缠。我更年期快到了，内分泌紊乱了。”
的确，在那些日子里，我给姚睫打过不少电话。刚开始是置气，心情一不好，就掏出电话，找到她的名字，狠狠地按键。如果那些时候她接了，我想我一定会劈头盖脸地骂起来的。不过后来就平和了许多，变成了一种类似于买彩票的心态——饭前便后拨一个，猜猜她有没有心情和我说话；也猜猜自己如今的生活里，是否还装得下一次惊喜。
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是在一天夜里戛然而止的。那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馆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文化交流活动，试图把他们的一个纪录片导演推介到中国。但是很遗憾，不仅那位导演，就连知道那个国家的人都少得可怜。看到会场稀稀落落的景象，承办此次活动的公司急了眼，现场给各路闲杂人等打电话，保证“有上好的南美牛排吃”。我正好已经吃了半个月方便面，听到消息便欣然前往。进使馆的时候，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管我要请柬，我和蔼地对他说：“你这种精神很值得称道，就是列宁同志也要出示证件。”
“你们无聊不无聊？”那小伙子说，“怎么进去的人都是这句话。”
“这个故事叫《列宁与卫兵》，你们小学课本上没有这一课了么？”我望望会场里那些无所事事的老男人，扭脸问他。
“早没了。”小伙子爱答不理地说，“我们学的是李素丽给乘客擦痰。”
“口味越来越重了。”我说，“那《马克思是如何学外语》呢，还有么？”
这时候，文化公司的朋友来接我了，小伙子烦躁地挥手：“该干嘛干嘛去。”
当那小国的文化参赞致欢迎辞的时候，我们一群蹭会的人已经围到自助餐台旁边吃上了。“这国家不够意思，上次我去阿联酋使馆，人家还发了一个镀金胸针呢。”一个半熟不熟的家伙一边大口嚼着牛肉，一边抱怨。几分钟以后，一个活宝一样的摄影师加入了我们，气氛登时热烈了起来。大家喝了几瓶加勒比地区特产的朗姆酒，险些把人家的桌子给掀了，参赞先生只好把我们轰了出去。
那几个家伙相见恨晚地勾肩搭背，在华灯初上的使馆街上唱着歌，又有人提出到日坛路上的“七星岛”酒吧继续喝两杯，并去诱俩“俄罗斯大蜜”。“振我国威，800块钱一次并不贵！”那个摄影记者像老手一样介绍行情。我恰到好处地说自己胃疼、想吐，让他们“别忘了告诉我胜利的消息”，然后坐在马路牙子上抽起烟来。
歇到“使”字打头的公务用车各回各窝，街上陡然清静下来，我才踉跄着站起来，沿着林荫道缓缓而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长再缩短、拉长再缩短，让我恍惚感到自己是橡皮做成的人。这些年来，使馆区的景色没有什么变化：宁静中藏着奢靡。“三人成列”的巡逻武警永远年轻、挺拔，路边璀璨的灯光下，则是中国人开办的世界各地的风味菜馆：俄国的、印度的、伊朗的……醉醺醺的外交人员只穿一件单衣，红光满面地抱着杨树跳舞。我很怀疑他们一会儿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住处——近些年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很多原先的国家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更多新的国家则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个变化反映在使馆区，就是房子有点不够用，而且喝多了的人容易走错门。
走过业已一分为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N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我不知往哪儿拐了个弯，却在世界政治的格局上大踏步地向西方前进，不多久便来到发达国家扎堆的那条街上。这里明显热闹得多，尽管洋人都下班了，但还有不少东北口音的“留学中介”在给过往行人发传单。就算你是个弱智，他们也会信誓旦旦地保证把你“办”到英联邦和日本去；在他们的嘴里，女王和天皇简直就是一对儿专门收容智障青年的慈善家。
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我停下来，鬼鬼祟祟地往里探了探头。毫无向往、亦无敌意，只是想起了我的前老婆。记得那时候，她拿着满分的GRE成绩，到这个院儿里去办签证，并坚决不让我去送她。她说：“那样我会非常内疚的。”而我则安慰她说：“我一直都在对你内疚。”那天虽然答应了让她一个人去，但后来，我还是偷偷跑到了使馆门口，靠在一棵杨树后面，和树上的眼睛们一起注视着队伍里的她。当时正值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美国大规模增加军费，削减了教育预算，因此那拨儿留学生很难签过。从院儿里出来的人大多哭丧着脸；我前老婆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也哭丧着脸。看到她的表情，我心里自然猥琐地窃喜着。
随即，签证的队伍发生了小小的骚乱，我的前老婆失魂落魄的，把一个中年人的包儿碰到了地上。那人大概是个预备公款出国考察的国企干部，嗓门很大，不依不饶地骂她，我立刻从树后面冲了出去。那厮一定是被酒色掏空了，200斤的一条汉子，居然被我一下儿就推了个屁墩儿。他那满是“正义感”的国字脸涨红了起来，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看到我不搭理他，他又扯着嗓子叫人，一辆外地牌号的奥迪车就从路边缓缓地倒了过来，司机不情愿地打算下车。虽然武警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但我还是走到路边，细心地从地上抠起半块水泥砖，准备表演一出当街开瓢。后来还是我前老婆扯着我，才把我拉走了；而那厮却也不敢再骂了，只是义正词严地指责我“给国家丢了人”。
快步走出两条街，我前老婆嗔怪道：“你都多大人了？”
我问她：“签过了没有？”
她一下就哭了。这种情况，我只好给她鼓劲：“没关系，反正考试成绩也不作废，下次再签……刘欢是怎么说的？Time and time again嘛……”
她却说：“没下次了。我签过了。”
是啊，她的成绩那么好，还拿着美国最有名的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怎么可能签不过呢？我就说：“那是好事，你哭什么？”
她狠狠地对着我的膝盖踢了一脚：“你说我哭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