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灯奉命来到济南府后，毓贤问道：“义和拳仅凭双拳，就可与洋人的洋枪相斗，且能取胜，是何道理？”
朱红灯吹嘘说：“今日我辈所练之拳，乃义和神拳。它本是乾隆年间的义和门，来历久远。到嘉庆年间，我义和神拳更盛。时下我们习拳弄棒，降神召众，还烧香磕拜玉皇大帝，习经奉佛，持诵咒语，养成无边法力，故不怕洋人的枪械，更有法子灭洋人。”
毓贤见朱红灯说义和拳有灭洋法术，也不加考察，即信而敬之。他特示令朱红灯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并为此专出告示张布。朱红灯受召见后，即奉命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并打出“毓”字黄旗，更加毫无顾忌地烧教堂，杀教民。而毓贤每闻义和团烧杀洋人之事，总是大笑不止。洋人追究时，他对拳民庇护有加。法国公使为山东教民屡遭杀害事多次责问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将此事通告军机大臣荣禄，荣禄为此多次警示过毓贤，可是毓贤阳奉阴违。荣禄害怕事情闹大，便向慈禧太后请旨，将毓贤从山东巡抚任上调至山西，派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然而毓贤到山西就任时，特到京城拜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仍然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法术广大，载漪等人听了亦深信不疑，还为毓贤的调任鸣不平。
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却采取与毓贤完全不同的办法。他上任不久，即力剿拳团，逮捕朱红灯，将其加罪杀戮。山东拳众见在当地不能容身，便纷纷西逃，涌入直隶省。此时直隶总督已由裕禄接任，他像毓贤一样，对义和团持保护态度，对其神功和忠勇亦深信不疑。直隶义和团在裕禄的多方支持下，其势力迅速扩大，并开始向临近省份涌入。至1900年三四月间，义和团已遍布北方七省，并有少数团民进入了京城和天津外围地带。
义和团遍布北方各省的情状，军机大臣荣禄早已禀报了慈禧太后，但慈禧太后不置可否。5月29日早朝时，荣禄抱病入朝，第七次上折奏请慈禧太后降懿旨对义和团“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荣禄奏请后，军机大臣奕匡，军机大臣王文韶，总理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总理衙门大臣、太常寺卿袁昶，总理衙门大臣联元和吏部尚书徐用仪等纷纷附议，赞同剿办义和团。
可是，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左都御使、顺天府尹何乃莹却联名上折奏请招抚义和团，反对剿办。他们在折中云：“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
赵舒翘、何乃莹二人上折主抚，是有端郡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在背后指使。载漪之所以极力反对剿办义和团，是因义和团仇杀洋人，而洋人是废立和建储的一大障碍。载漪最恼恨的是英、日等国公使在立储诏下后，仍公然表示要护保光绪帝。因此，载漪极想借助义和团的神力来抵制、消灭洋人。这样，慈禧太后可以安然训政，儿子溥儁更能安稳继承皇位，自己亦好作太上皇，独揽朝柄。
赵舒翘、何乃莹联名上折奏请主抚义和团后，户部尚书崇绮，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庄郡王载勋等大臣纷纷表示赞同。崇绮在折中称赞义和团是“灭鬼子之神兵”，他奏请懿旨“推广义和团，使其行之各省，如此处处是团，处处有备；家自为战，人自为兵，以同心御侮”。崇绮等大臣赞同招抚义和团，纵然有对洋人的不满，但多是向端郡王载漪献好。载漪自溥儁立为大阿哥后，已身价百倍，一些大臣争着来附势。崇绮本是同治帝的丈人，溥儁过继给同治帝为子，他与载漪便攀上了亲。徐桐则是溥儁之师，由于这层关系，他不仅成了载漪的帮伙，也成了慈禧太后的宠臣。而赵舒翘是徐桐援引官至尚书的；何乃莹也是因为阿谀载漪、刚毅等权贵新被提拔为副都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