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愿代表见载沣如此顽固，便转而向各大臣劝说，但各衙门、各大员对之均避之惟恐不及，不敢接见。肃亲王善耆为了收拾人心，独在民政厅大堂迎见各代表，表示愿意行宪政，说如光绪帝尚在世，立宪早已实现了。谈话至紧要处时，他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句“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京戏戏词结束了回答。然而，立刻有人将善耆赞同立宪的话密告载沣，载沣得知后甚为愤怒，便想取消他的民政部尚书之职。
立宪派的请愿未能触动摄政王载沣的专制，同盟会1911年4月发动的广州起义却使他十分惊恐。广州起义平息七天后，载沣即以宣统帝名义下诏行宪政，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将旧内阁、军机处及政务处一并裁撤，宣布组织新内阁。新内阁以奕劻为总理，那桐、徐世昌为协理，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载沣下诏组阁，原是想采纳疆臣的建议，缓冲革命党意欲覆满的情绪和行为，亦可满足立宪派请行宪政的要求。不意此新内阁宣布后，国人公愤，连平日热心君主立宪的人士也甚感失望。人们因见内阁大臣多为王公亲贵，汉人只有四人，皆说新内阁是皇族内阁。在京城的咨议局联合会在诏书下颁后，立即上书摄政王，声言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简大员充当内阁总理。同盟会的《国风报》亦乘机抨击，并公然刊载咨议局联合会的宣告全国书，言新内阁执行的政策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左，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然而载沣对民意舆论不予理睬，他在宣布皇族内阁的次日，即批准内阁的奏请，下诏将所有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并言宣统三年以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不久，载沣又准奏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粤、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同时批准和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借款筑路合同。此两诏宣示后，立即激起湘鄂粤川四省绅商的激烈反对。
四川绅商要保路，武汉党人谋起义
就在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这天，湖南省咨议局会同绅民千余人一齐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巡抚杨文鼎上奏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并散发传单。杨文鼎吓得不敢接见，急忙密派人电告武昌，请湖广总督派兵增防。
继之，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副主席蒲殿俊在京发起联席会议通过质问朝廷书，并推代表与内阁谈判。可是，内阁反而下令铁路商股不予退回，改换成国家保利票。这一命令损害了股民的根本利益，蒲殿俊因自己是四川省铁路公司董事，对此更是着急，他立即与在京川籍京官相约向护理川督王人文呈文，请求电奏朝廷收回成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见各省绅商为保路电讯往还，担心结成一气后不易处理，便下令各省电报局拒绝拍发有关保路的电报。蒲殿俊见此更感着急，便兼程回川，召开川汉铁路股东及各团体代表会议，并与众绅商发动成立保路同志会。会议结束后，群情仍然激愤，千余名到会者中有许多人痛哭失声，叫喊着要到总督府请愿。蒲殿俊即乘机带领众人来到总署衙门，要求护理总督王人文上奏朝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王人文亦同情保路，即行电奏，并弹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卖国误民。然而载沣得奏后却将他革职，委赵尔丰督川。蒲殿俊见此，便与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召众绅商会议，说：“路权丧失关系本省存亡，借款不经咨议局、资政院议决，违反咨议局和资政院章程，亦违反庶政公诸舆论的先朝谕旨和立宪精神。若朝廷不收回成命，我们立即发动全川民众集会、罢市，抗粮抗捐。”罗纶则告诉众人：“现朝廷一律照本发还湘鄂路和粤路之商股，独对川省股款不予发还。买工料之四百万两，给国家保利票，其余七百万两，实际上已被官府侵蚀无余。若朝廷不收回成命，我们决心保路，与之共存。”众绅商听了，顿时乱作一团，高叫着说：朝廷有朝命，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马上举行罢市、抗粮拒捐，以困国库！
赵尔丰赴川上任后，见川省绅商反对朝命尤烈，保路声势浩大，集会、罢市、抗粮拒捐者遍省皆是。他觉得长此下去，将会使二千余万元的岁入无着，于是差人将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等九人诱至总督署软禁起来，继而封查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及鼓吹保路的报刊。可是他这一举动立刻激起数万群众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见了，急令卫队开枪扫射，使请愿群众死伤者不计其数。参与保路的同盟会员龙剑鸣等人见势危急，连夜潜出成都，至城南农场与新从上海回川从事领导运动的吴玉章、张懋隆等人相商后，立刻裁制木片数百，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放入锦江。这水电报乘秋潮顺流而下，不一日便将消息传遍川西南，使成都周围十多州县迅即结集起近二十万民众，并成立了保路同志军准备攻打省署成都。这一下可吓坏了赵尔丰，他连忙向内阁告急求援，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接报后即令调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并电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鄂督端方率鄂军兼程入川大事镇压。
四川保路风潮骤起之初，上海的革命党人甚觉高兴。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即密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内，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并发布宣言，决定以居正主持湖北分会，焦达峰主持湖南分会，章梓主持南京分会，范光启、郑赞丞主持安庆分会，又派吴玉章、张懋隆至四川设立分会，广为联络长江流域的新军及各种社会团体，培养革命力量。
居正至武汉主持湖北分会后，即与湖北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联络，以支持运动新军发动起义。这时，湖北文学社已有三千会员，社长蒋翊武正在积极作兴军反清准备。蒋翊武是湖南湾县人，早在上海公学读书时，因受到孙文、黄兴事迹和陈天华、邹容等所写革命排满之书的影响，便立志光复中华，投身革命。他曾在上海创办《竞业旬报》，鼓吹革命排满。这几年蒋翊武一直在武昌新军中联络同志，宣传革命，故文学社发展很快。为了着手武昌起义，蒋翊武多次主持在武昌黄土坡招鹤酒楼开代表会，讨论与新军中反清同志组成的共进会合作的办法。
7月底，四川保路同志军兴起、与各路援川清军拼死作战，武昌的革命党人便想乘机起事。这时，文学社会员、《大江报》经理詹大悲为造舆论，即在报上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接着，副经理何海鸣又刊发《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鼓吹兴乱。湖广总督瑞澂见报后，大感惊恐，即令人封闭《大江报》，将詹、何二人捉拿入狱，并明追暗查党人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