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陶成章反而备加误会，以为孙中山羞辱他，便掷手表于地，与之争吵不休，说：“仅在巴黎一地，你就得到巨款十万，《民报》三千元之必要费用乃不给，是何用意？”
孙中山耐心解释说：“募捐所得款项，均已用于两粤地区起义之事，现从河口来的义军数百人衣食尚难，连一千元都拿不出。”
陶成章却冷笑着说：“这话哪个相信？你至少要给《民报》五万元。”
孙中山听了严正说：“你以为募捐容易，你就去试试看，如何？我可以开出介绍信，你自去各埠募款。”
陶成章见他这样说，不得已便答应自己去募捐。这时在旁的胡汉民好言相劝说：“在南洋、欧美募捐实在不易。南洋华侨中有陆佑、姚东生等五个大资本家，但这些人从不为革命捐款。中等阶级的人总算能够接受革命了，但真正捐款的却不多。小商人和工人都是热心革命的分子，工人随随便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他们不管自己的口袋里有没有钱。”
陶成章不以为然，听不进胡汉民的劝告。他决计以浙皖赣闽革命决行团名义进行募捐，并打出光复会的旗号，还在章程中擅用孙中山的名望。
孙中山为了帮助他，特命汪精卫在1908年11月去仰光，协助缅甸同盟会发展组织，并推荐陶成章的《浙案记略》一文在同盟会创办的《光华日报》上发表，募得资金一千元。
陶成章在缅甸募到一千元后，以后再无所得，于是动身转往马来亚。然而马来亚的华侨由于已多次捐过款，这时几无款可捐，且又不买决行团的账，尽管陶成章多方奔走，为时半年，也一无所得；而他在缅甸募得的一千元也快用光了，于是不得不返回新加坡。
可是他不知底里，总是怀疑孙中山在暗中设法播弄，使他捐款无着；又怀疑孙中山将捐款据为己有。因迁怒于孙中山，陶成章便与光复会员李燮和等七人以驻英、荷各属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写出“孙文罪状”，谩骂孙中山残贼、蒙蔽同志，提出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还要孙中山将在各埠所筹之款自行报告总会，加给凭单；同时还要求将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废，另立同盟会章程。接着，陶成章将“孙文罪状”印成传单，在南洋各埠广为散发，使之传遍海内外。康有为的弟子田勤得到此传单后，即在《南洋总汇报》上以《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为标题连载，复又冒陶成章之名致函美洲各埠，以诋诽孙中山名誉。
《南洋总汇报》刊载陶成章的“孙文罪状”传单后，在新加坡的革命党人都气愤不已。孙中山看到传单中说自己在河口之役中“在槟榔屿报销三十万”，“岁前于香港、上海汇利银行贮款二十万”时，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说：“孙文若有如此之多贮款，革命成功矣！”然而胡汉民却为传单中诬孙中山用捐款为兄在九龙造屋宇而怒发冲冠，他十分清楚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移居九龙的情况。孙德彰因多次资助革命，致使自己在檀香山的农场破产，不得已迁移至九龙城，借屋居住。后来陈少白在九龙牛池湾购置田地十余亩，并移家于此。因有余地，他便售给孙德彰作造屋之用，又恐孙德彰付不起钱，售后即相逼讨。孙德彰气愤不过，对他说：“你办《中国日报》时，我得舍弟信曾汇款助你多次，你今日忍心为这一点钱相逼么？”陈少白为之所慑，不再相逼。后经冯自由周旋，事情得以排解。孙德彰造的房屋不过是简易茅房，而作为革命党人的陶成章竟造谣诬蔑，说孙中山动用捐款造屋，这不仅大损孙中山的人格，更有损革命党人的形象。
于是，胡汉民手持传单来见孙中山，气愤地说：“先生对此诬蔑当予大力驳斥，不致使世人误会，或被小人耻笑，亦为保皇党人作无端把柄。”
孙中山却大度地说：“陶成章攻我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无不以我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不欲得此等之名词。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云能成么？且当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计不过万余。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则人人皆知。其余之财，来自何处？皆我兄及我所出。两年前家兄在檀香山，已极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陶成章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而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家产，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陶成章在南洋印发票布，四处敛钱，且有冒托我名，其不为棍骗么？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胡汉民感动地说：“好在南洋诸同志都晓得陶成章心出不公，先生光明磊落。鉴于康党已将陶成章的谤言寄诸欧美各埠，先生亟须作一表白，以澄清事实。”
孙中山采纳胡汉民的建议，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在巴黎的吴敬恒，表白自己，请吴敬恒登之报上，肃清陶氏谤言。吴敬恒得信后，便写了《劝革命党》一文登载在《新世纪》上，斥责陶成章等所言是伪同盟会员托名所为，“鄙背之口声，现面盎背，使见者齿冷而已”。与此同时，已赴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黄兴，亦致函美洲各埠，消除陶成章诬蔑同盟会总理的流毒。
陶成章见同盟会同志均不信其诬词，便致信章炳麟，信中危言耸听，使章炳麟愤激不已，立即撰文寄往《日华新报》发表，再行攻击孙中山。黄兴、刘揆一等人见了文章后，即对章炳麟当面予以痛斥，说：“你等手段，实是卑劣无耻，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你，言孙总理怀挟巨资为私，不过是疯人呓语，难道你是神经病人？要不然，就是人格过于卑劣。”章炳麟受了黄兴等人的斥骂，便致信在上海的刘光汉，让他再次试探湖广总督张之洞，说如若张督赠以巨金，则愿往印度为僧。
“红龙计划”
虽然陶成章给孙中山罗列罪状广为散布、影响很大，但孙中山并未用过多精力去计较，此时他又在筹划广州起义。为了筹款，他化名萧大江，于1909年5月19日离开新加坡乘轮赴巴黎，后又去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地募集资金。
孙中山赴法后，胡汉民亦受其委派到香港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主持发动广东新军起义。经过半年活动，至1910年初，胡汉民的起义筹划已大体就绪，南方支部通过各种关系在新军中运动了三千人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