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黄花岗
黄花岗之役是革命党人最艰难的一战，也是孙中山望之心切而又失望的一战。惨败之由也许仍是缺少冷静的筹谋，更多的是激情与愤恨的驱使。
艰难时刻的革命党人更需要的也许是同自己的意志作战。他们真正需要克服的不在于敌人表面的强大，而在于自己中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拼命式的暗杀行为，外国财团根本不予贷款、华侨捐款几尽造成的筹款困难，同志间有损革命党人形象的误会和中伤，这些都要用理性和意志去克服。
孙中山的伟大正在于他具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能直面失败而不气馁。他正在改变革命策略，决计改行厚蓄实力，充分准备，集中人力财力，以再次发动大规模起义。通过黄花岗一战，孙中山已十分清楚：未充分准备的起义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满清。但孙中山更能见微知著，他已看到时局已经大变，并预料满洲必覆。
广州起义虽因准备不周最终又是失败，但长眠于黄花岗的烈士热血并未白流。走过黄花岗，处于征程上的革命党人峰回路转，胜利的曙光已依稀可见。
程家柽东京遭暗算
正当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首领在两广边境频频举事之时，同盟会员程家柽于1908年夏突然自北京来到东京同盟会总部。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与程家柽是旧识，亦知道程家柽为同盟会的组建出力甚大。但与之一别经年，今突然来见，他不得不提防点。故热情引他入民报社，寒暄过后，刘揆一即问询道：“兄本是安徽歙县人，听说今已在京城攀上了高亲，夫人是位满人，成了善耆内亲崇铠的亲戚？兄莫不是中了贵亲的美人计吧？”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程家柽亦笑着答道：“高亲可攀不上，贱内为满人，只是巧合而已。不过，弟返国后，所谋者中央革命，故娶满人为妻，便于在满臣中周旋。”
刘揆一说：“想必与肃亲王善耆多有交往吧？兄自日本学成归国后，许久不见了。不知今天来此有何贵干？”
程家柽说：“实不相瞒，弟到此，是特地向兄来转达肃亲王善耆和军机大臣铁良这两位清廷满族大臣愿与同盟会修好之意的。”
刘揆一有些不信，问道：“这两位满族大臣想与同盟会修好？是怎么个修好法？”
程家柽小声说：“肃亲王善耆存心与革命党人修好，且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军机大臣铁良所希望党人者，则有二事：第一，如党人主张政治革命，抛弃种族革命，铁良愿附大贤之列。”
刘揆一听了这话，即予拒绝：“三民主义同时并行，如抛弃种族革命，何以激动群众，收效于一时？此事无商量余地。”
程家柽又说：“第一事不能商，尚有第二事。铁良希望同盟会向满族皇族进攻，不及他人；即令及于他人，满洲人之可杀者亦多，何必惟铁良为忌？如第二事可商，铁良愿先以万元，表通之意。”
刘揆一听了，苦思良久而踌躇不决。最后只好对程家柽说，等想好以后再告诉他。
程家柽告辞后，《民报》主笔章炳麟询问他们商谈了些什么。刘揆一实言相告，章炳麟听说铁良能出资万元，就想到《民报》经费紧缺，此正可解燃眉之急，便说：“此事亦无大害，惟速宜开会，表之于众，不可令人怀疑。”于是刘揆一召集开会，众人议定可接受铁良的第二项条件，并由刘揆一告知程家柽。
程家柽在临走时见刘揆一迟疑不决，他应约再次来到同盟会总部时，即密语于刘揆一说：“送上门来的钱，兄为何不用呢？你且用了，再反满清、杀铁良不迟。”刘揆一闻言，会心一笑，便对程家柽表示，同盟会愿意接受两位满族大臣的条件。
然而《民报》记者刘光汉见程家柽为两位满族大臣奔走，与刘揆一秘密交往，便到处宣扬他是清廷内奸，须加提防。刘光汉原名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此时已信仰社会主义学说，并同时自办《天义报》，鼓吹社会主义。他还介绍对孙中山不满的日本浪人北辉次郎、吉田三郎加入同盟会，欲使二人出任同盟会总部干事，以排挤孙中山。
可是，刘光汉在高喊提防内奸的同时，自己却在暗地里想同程家柽联系，以谋取金钱。这时，接替已故总督刘坤一而新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所派的密探也在东京行收买事，许以革命党人种种利权。刘光汉的妻子何震及刘的密友汪公权亦为所动，二人力劝刘光汉向端方投诚。刘光汉哪里还要人劝，他立即变节应从。
被收买后，刘光汉即向端方的密探献上消灭革命党人十策，还专门策划刺杀孙中山。然而端方的密探说对此自己不能作主，须要回去报告总督大人。刘光汉于是大感失望，便托北辉次郎与清藤幸七郎到程家柽所住旅店，提出给十万金即可交出孙中山首级。
程家柽闻言暗吃一惊，但表面上仍与之周旋。待两位日本人走后，他即将此阴谋密告刘揆一、宋教仁、何天炯等人。刘光汉见密谋败露，便暗中指使两位日本浪人将程家柽诱骗至一隐僻之地，与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一齐毒打他，幸有警察闻呼救声赶来解救，程家柽才未致死，可是脑部已被严重击伤。刘光汉的这种无耻行为，为东京同盟会总部同志所不容，便想报复他。因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刘光汉于是与妻子一起偷偷离开东京，回到上海。
陶成章在报上登载“孙文罪状”
但是，程家柽的东京之行，只是向同盟会转达善耆和铁良的修好之意，当时身上并未携带款子。章炳麟因《民报》的经费困难仍不能解决，几难维持，便再次向孙中山发电，请予接济。
孙中山因要支持两粤各地的起义，军饷远不够用，只先后寄了三百元给他。章炳麟对此气愤不已，以为孙中山故意为难他，便叫陶成章去新加坡，向孙中山当面索款，要他拿出三千元钱供《民报》救急之用，并要求增加股款和维持费。孙中山其时手无分文，见陶成章专为《民报》经费而来，感到很是为难。不过，他热情接待了陶成章，安排其食宿后，即四处筹措经费。一连几天，孙中山仍无所得。无奈中，他摘下自己的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着其变卖为钱，聊以资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