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行走成为一种姿态
诸荣会
我有陈启文三个手机号码、两个固定电话号码和一个E-mail地址。虽然与他至今尚无一面之雅，但是因文学与他得识以来，我们的联系却一直不断。联系当然多数时候是通过手机发短信：有事找他了，我就将一条短信“群发”给他的三个手机号码，然后等他回过来，因为我知道他三个手机号码都用，但是又不知道他此刻正在哪里，哪两个号正处于关机状态，哪一个号正开着——前天他可能在湖南老家用着岳阳的那个号，昨天便已到了广东改用东莞的号了，今天却又在北大荒用了另一个号——他似乎总是行走在路上。
行走，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行为，而对于陈启文来说，似乎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似乎在陈启文那里，行走地地道道地成了他切入生活和文学的一种姿态。
说实话，我因为陈启文而常常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行走成为了一种人生姿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古人早就有言，为文之道在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依斯而言，当行走成为一种人生姿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似乎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成熟，至少意味着开始走向成熟。陈启文近年来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陈启文的主要文学成就都是在他辞去公职自由行走后取得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散文代表作《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看做是他第一次自由行走后取得的第一个丰硕成果，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那年，我从体制内走出，在突然失去重力之后备感茫然。或许，是因为那时特别渴望有一个方向，我茫然地走近了一条河。没想到往这条河边一走，我竟找到了隐身于一条河谷的另一个我，以及许多后来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陈启文寻找到的这“另一个我”和“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具体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只能是“自由”二字。
不是吗？难道行走成为一种姿态不正是一位作家获得文学自由的前提之一吗？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连行走都不能自由的人，他又如何能获得身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创作的自由，他又如何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成为真正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