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这个天生的政治家，终于从潭中跃起。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秋，怀着“摘奸剔弊”的浩然之志，张居正重回官场。然而，一切似乎都未有变化。
重回朝廷的张居正只得到一个到汝宁册封崇端王裘封的差使。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闲差，但汝宁靠近江陵，张居正又回到家乡。虽然张居正抱着远大的志向回到朝廷，但天不遂人愿，现实依然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
嘉靖皇帝一如既往，久居西苑，不愿回到大内。嘉靖不上朝其实还因为他有一块心病。其虽然致志修炼，却又暴虐成性，动辄鞭打宫女，由此伤命的达两百多人。因此，宫女们对他恨之入骨。时日一久，积怨终于爆发了。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帝服过了仙丹，想在人间也找一找神仙的乐趣，就跑到万安宫去逍遥了。到半夜，一个名叫杨金英的宫女趁皇帝醉酒之际，因为平时经常受到嘉靖的残暴责罚，心怀怨恨，就串通了16名宫女和有同样遭遇的王宁嫔企图用绳勒死皇帝。可惜事机不密，其中有一个宫女临阵脱逃，跑去向方皇后告密。方皇后急忙带人来到万安宫，才救了嘉靖一条命。当时，所有的涉案人员都被当场拿下，第二天通通被处死，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宫婢之变”。
嘉靖虽然侥幸未死，但却被勒得昏厥，口鼻出血，受伤不轻，精神打击相当沉重。本来他专心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老，已是怕死之徒，如今再遭受这一生死大难，受惊之大可想而知。自此他噩梦不断，睡不安宁，再也不敢回到乾清宫。而乾清宫是皇帝临朝议政的场所，这是历代必行的朝仪，不在乾清宫居住，也就不能临朝。皇帝不上朝，但对权力仍是紧抓不放，只不过都由严嵩秉承皇帝的意向处置，这给贪官提供了更多的渎职枉法的机会，严嵩的擅权便愈来愈肆无忌惮。
在朝中一手遮天的严嵩父子，依然依仗权势中饱私囊。除了卖官纳贿，严嵩父子还克扣户部拨给边防的银两，没等银子出京，就缩了大半的水，造成边防亏空，连买兵器的钱都捉襟见肘。
严嵩父子穷奢极欲，夜夜笙箫，污蔑纲常，把现世当做末日，带领整个朝廷搞“贪污”，士风败坏，贿赂公行。在这种风气下，大明王朝早已是千疮百孔——国库紧张，入不敷出，军备废弛，民力不堪重负。
朝臣对严嵩的不满由来已久，这一点嘉靖并不是不知道。不过，他当时正在用人之际，需要一个严嵩这样的统治工具，仍然像对待宠物一样护着严嵩。可一旦“不如朕意”，最高统治者的变脸也将不期而至。身为次辅的徐阶深知个中三昧，他一如既往地不与首辅严嵩硬抗，依然是少言寡语，虚与委蛇，默默等待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皇帝在西苑永寿宫放烟火，引发大火，烧毁了宫殿。寝宫给烧了，嘉靖只好暂住玉熙殿。可玉熙殿那个地方又小又潮，皇帝当然不愿意在那里住了。于是，召集大臣们商量，大臣们建议皇帝搬回乾清宫去住。可是，被吓坏了的嘉靖怎么可能重回噩梦中呢？
一时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拿不出合适的办法。这时候，严嵩和徐阶开始为嘉靖出谋划策。一直想住回原来的永寿宫的嘉靖想修复烧毁的宫殿，可严嵩却以费用巨大为由“劝”皇帝不如迁住南城离宫。估计严嵩是老糊涂了，这“南内”是过去英宗当了瓦剌部落的俘虏，放回来后被幽禁的地方。这在政治上很敏感，对嘉靖也是一大忌讳。
此时的徐阶赔着十二分的小心，因为正在和严嵩暗斗，头脑清醒得很。徐阶了解到皇帝的心意，就提议在原址上再造一座新的宫殿，并且出其不意地拿出一套方案——不用花钱，只需用宫中修三大殿所剩余的材料，就可完成修复工程。嘉靖听后，大为高兴，立即任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担任建设部的主管。得到准许后，不过数月就大功告成，皇帝亲自更名为“万寿宫”。
嘉靖皇帝龙颜大悦，重赏了徐阶。不久，徐阶加“少师”衔，位列“三公三孤”里的“三孤”之一，可谓“位极人臣”。连带着他儿子徐璠也跃升为太常寺少卿，位居正四品。嘉靖对严嵩却是日渐疏远，凡有军国大事，都是问徐阶，只有求仙问道的时候才会想起严嵩。自此，徐、严两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徐阶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谋算之人，由于他对宫中日用物资和建筑费用的留心了解，才结算出这一花费不多而又能如期完成的工程计划，并因此得到皇帝的欢心。
在张居正第二次回乡之际，徐阶与严嵩的争斗更加严酷。但从家乡回到京城的张居正，却对严嵩十分恭顺，为严嵩父子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这是因为现在的张居正终于懂得了——隐忍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对贪污成性的严嵩，他可以这样“赞扬”道：“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始终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意思就是“夸奖”严嵩工作小心翼翼，为国家苦思冥想，堪为忠贞的栋梁，昼夜不停地在办公，连吃饭都顾不上了。除了“赞美”严嵩，对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张居正也是奉上了溢美之词：“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大概表达的是严世蕃，天生奇才，崇高品质堪比先贤，为公无私奉献，但又不忘孝敬，严于律己，从不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