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模型中将政策条目，比如政府支出和税收，以及美联储的行为都在模型中给予了考虑，该模型包含了表示总需求各个组成部分的等式。各种方程等式都有经验参数。每一个结构模型都被转变成系统决定的变量的有解方程，影响着预测家们的预测结果。然后，将预测模型中的变量换成特定日期的值，从而预测模型成为过去系统的函数。如果该模型预测很准确，那么预测的变量值就可以被作为过去值从而用于预测未来。通过这种循环的计算，可以建立一个时间序列，即得出模型的一个趋势；通过不断变化政策前提和未得到解释的变量之行为，可以产生多元化的趋势。如果这些趋势随着其政策假设的变化而改变，那么它们就是政策模拟。像“如果每个人减少50美元的税收，那么真实收入将会增加4%，通货膨胀率将会提高2%”这样的政策评估，就是经济模拟的结果。[ Daniel B. Suits,“Forecasting and Analysis,with an Econometric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I(March 1962);reprinted in Robert A. Gordon and Lawrence R. Klein,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Inc., 1965).]
还可以通过改变结构性模型中确定的或估计好的参数来进行政策模拟，以试探法规变化的效果，例如，最低工资或制度的变化。然而，政策模拟的效果不会比建模的效果更好，数量经济模型也不会比一般的经济理论更贴近现实。尤其是，经济自身所创造的不稳定性并非来自与融资结构并无多大联系的模型。
20世纪70年代期间，经济学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忽略了融资关系的模型作为预测工具是不完善的；然后他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改，使得货币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在预测过程中成为更加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现在所运用的预测模型综合了凯恩斯总需求理论和古典货币数量论两者的思想。这些模型并没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无论它们预测得多成功，都是因为运用了用变量的过去值去估计近期的未来值的方式。类似的这种成功，只不过指明了经济中有大量的要素。
简单的汉森消费函数模型是整整一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主要理论脉络，是财政政策能够很好地协调经济的坚实理论基础。该理论之所以能够长久地被认同，是因为以其为基础制定的政策和用于政策模拟的预测模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政策变得没那么有效，汉森模型失去了其长久以来保持的威信。然而，建立在极其简单的理论投入基础上的、结构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工具却仍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金融不稳定性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特点。由汉森和克莱因公式推导而来的模型不能说明经济的内在运行过程会造成金融不稳定。因此，基于这些模型模拟而作出的政策决策有一个明确的假设，即金融不稳定性不会发生，或者至少是与政策决策无关。所以，这些决策忽略了现实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其结果将常常使经济无法达到其政策目标。
汉森对凯恩斯那些基于消费函数的预测和模拟模型概念的简化，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看待我们经济的简单、有力和中肯的方式——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融资和货币因素。战后初期，融资和货币条件都很稳定，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稳定和平静被打破了，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随着混乱的不断加深，汉森和克莱因的模型失去了可靠性。基于这些模型的预测和模拟都难以再有效地引导经济：最近的经验已经表明，经济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期的那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