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的公司在进行投机性融资时会准备一些可以获得的备选的融资工具，包括一些万一主要的融资渠道成本过高或不能获得融资时的后援性融资。这种后援性融资渠道大致上就扮演着它们的最终贷款人角色。不过，这些特别的最终贷款人必须能够抵挡住强烈的融资需求。为了能做到这些，他们需要一些可以为增加的资产进行融资的可靠资金来源。
即使有人认为可靠的资金来源可能是像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这样的特殊政府机构，或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私人联盟—— 商业银行，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才是美国经济最终的可靠资金来源。美联储使企业和金融机构不必担心它们不能通过出卖资产或者以高惩罚利率借款来获得再融资。美联储的最终贷款人行为，直接地或间接地确立了资产价格的下限或者融资期限的上限，这样就把投机性融资所涉及的风险社会化了。但是，这种把金融市场风险社会化的做法鼓励了在资本资产融资方面敢于冒险，当在经济扩张期这样做时反过来会增加潜在的不稳定性。
最终贷款人功能
美联储被赋予确保流动性张弛有度的责任，以便于能够达到作为最终贷款人的最初目的。因此，无论何时出现银行挤兑，联邦储备货币都容易获得以便替代居民和企业资产组合中的银行存款。在用联邦储备存款或票据替代消费者存款过程中，联邦储备银行要获得那些商业银行在贸易和生产融资中获得的资产，这样美联储就给合格的机构和市场进行了再融资。
通过这种再融资，最终贷款人能够直接满足某些机构的资金需求，这些机构很难通过出售金融资产和不动产来获得资金，而出售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会导致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这种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又会引发破产，不仅是对最初受到影响的机构而言，还包括持有这些资产的其他机构。最终贷款人的干预行为可以防止出现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以至于发生普遍的流动性损失、大范围存款票面价值贬值和其他债务。这种干预行为能够保证，当资产的市场价值下跌时，由银行或其他机构带来的损失不会让银行的存款人蒙受损失。这样，最终贷款人的操作，通过设定资产价值的下限和将部分存在于借贷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中的私人风险社会化，来阻止损失的扩大化。
除非在没有美联储干预的情况下，经济中会不时发生由金融不稳定性导致的大萧条，否则美联储就显得非常多余。美联储设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是因为在19世纪末前后的若干年，人们感到经济中经常发生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引发的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以1907年纽约信用危机为顶峰的一系列恐慌和危机。缺少具有强大说服力的经济理论解释说明最初的金融恐慌和危机，但这并不妨碍成立美联储，因为金融不稳定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自美联储成立以来，只有在1929—1933年发生了一次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出现问题是因为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对这场危机的一种应对是对银行结构和联邦储备制度进行改革。其他的措施还有成立像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新机构来监管银行和金融业务。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早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金融风暴。由于存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的金融资产和流动性、明显扩大的联邦政府(冷战和多样化的转移支付安排的结果)和在必需时正确运用赤字的财政政策，美国、日本和西欧工业化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20年)实现了比以前更加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尽管也会偶尔发生温和的衰退、持续不断的适度通货膨胀，还会有与美国出现的增加青年人失业(尤其是黑人)类似的结构性问题。但总体上看，国民经济似乎运转良好。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成功使秉持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自身运行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信条有所复苏。数理经济学的盛行对这种观点给予了支持，数理经济学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证明”出，尽管存在众多假设前提，分散的市场机制能够产生一种经济连贯发展的结果。众多假设不考虑存在货币、时间、不确定性和昂贵的资本资产(也就是，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与我们的现实经济在关键领域有很大区别)。[ 参见Pawl Davdson，Money and the Real World，考虑到人为的假设，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见Frank H. Hahn, Money and Inflation (Cambridge：MIT Press,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