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参议辞职 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 ，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的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但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但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时，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的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