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从圣迭戈开车回家需要五个小时，我却将它缩短到了四个半小时。八点钟刚过，我已经回到圣特雷萨。我仍然兴奋不已，并决定在回家前先到办公室走上一趟，将我的打字机和装满笔录的公文包送过去。我在路边的一家超市边停下，选购了刚好够我用上两天的生活用品。一旦将大行李包搬回家里，我就会抓紧时间冲个淋浴，然后美美地睡上十小时。我会及时起床，到住所的那条街下边的罗西酒吧用点儿晚餐。再也没有比独自在床上赖上一天更为颓废的事儿了。我会关掉电话，启用自动应答，并在前门上贴一张“请勿打扰”的纸条。我几乎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原本以为办公室那栋楼后面的停车场应该是空无一人的——现在是星期六的清晨，市区的商店要十点钟才开门营业——所以当我发现此地人潮涌动，其中还混有警察的时候，心头不禁疑窦丛生。我随即想到：或许人们正在拍电影吧。他们把这片区域隔离开，以便让摄影机畅通无阻地来回移动。街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旁观者，周围弥漫着一种拍戏时专门营造出来的倦怠气氛。这时，我注意到在犯罪现场周围拉起的警戒线，心中立刻亮起了红色警报。停车场是进不去了，我只好在路边找了个停车位。我把手枪从小手包中取出来，塞进后座上的公文包里，锁好车门，然后朝站在停车场岗亭边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走了过去。当我靠近时，他用一种满怀猜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似乎在考虑我是否跟犯罪现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相貌英俊的家伙，三十来岁，长着一张瘦长的脸，淡褐色的眼睛，红褐色的头发修剪得很齐整，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露出门齿上的一个小缺口。这如果不是他参与斗殴的结果，就是他用门牙咬东西时忘记了儿时母亲的警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抬头注视着那幢用灰泥粉饰过的三层建筑。它的一层大都是些零售店，往上是写字楼。我尽力让自己表现得像一名遵纪守法的市民，而不是一个从事自由职业、喜欢说点儿瞎话的私人侦探。“嗨！出什么事儿了？我在这栋楼里上班，我要进去。”
“我们再过二十分钟就完事儿了。你的办公室在上面？”
“我在二楼的保险公司里上班。出了什么事儿？盗窃案吗？”
那双淡褐色的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我注意到他开始警觉起来。在弄清我的身份之前，他并不想透露消息。“我能看看你的证件吗？”
“当然了，等我拿一下钱包。”我并不想让他以为我会突然掏出一件武器。在犯罪现场，警察们往往都会变得紧张得要命，而且可能并不喜欢突然性动作。我翻开钱夹中的加州驾照递给他，下方插口内还可以看到我私人侦探执照的复印件。“我最近出城去了，在回家前，我想把一些东西扔在这里。”虽然我也当过警察，但我还是喜欢扯几句跟他们无关的琐事。
他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好吧，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你进去，但你总是可以问一下看看的。”他说着指了指一位拿着写字夹板的便衣侦探。“你去问问霍林斯黑德警官。”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仍然一头雾水，又问道：“是不是有人盗窃了珠宝店？”
“谋杀。”
“不会吧？”我扫了一眼停车场，发现一群警务人员正聚在一块场地上忙碌。尸体不会就躺在那里吧？离得这么远，我其实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们的活动基本都集中在那片区域。“谁负责这个案子，不会是多兰中尉吧？”
“就是他。你如果想跟他谈谈的话，可以到车载刑事实验室那儿去看看。我在几分钟以前看见他往那边过去了。”
“多谢了！”我穿过停车场，目光掠过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医护人员。一个拿笔记本的家伙正在绘制犯罪现场草图。他在警队摄影师的协助下，测量着一小丛观赏灌木与被害人之间的距离。我现在能够看见被害人了，他面朝下趴在人行道上，脚上的鞋是男性尺码。有人用一块油布盖在他的尸体上，可我依然可以从鞋底上看出那是一双耐克鞋。他的双脚脚尖并拢在一起，脚跟则向外张成一个V字形。
多兰中尉露面了，往我这边儿走了过来。在我们俩行进路线的交会处，我们颇为自然地握了握手，客套地寒暄了几句。对他这个人，你直奔主题贸然发问是毫无意义的，他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想跟你说多少就说多少。好奇心只会让他变得固执，而一味地追问只会激起他天生的暴躁脾气。多兰已经年近六十，据我所知离退休的日子也不远了。他头顶正在变秃，脸庞肿胀，身上穿着皱巴巴的灰色套装。尽管这些年来，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曾经历过互相对立的时刻，但我欣赏他这个人。他不太喜欢私人侦探；他认为我们是一帮尽管不令人讨厌、但却毫无用处的家伙，只要我们避开他的地盘就万事大吉。作为一名警察，他精细谨慎、不知疲倦，而且相当狡猾。在普通百姓中间，他显得性情孤僻；可在警局的集合厅里与同事们相处时，我也曾偶然在他身上瞥见过一种能够在下属心中唤起忠诚的热情与慷慨。当然了，这些品质他是从不屑于在我面前炫耀的。他今天早晨看上去相当友好，这种态度总是令我忐忑不安。
“那个倒霉蛋是谁？”我终于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