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取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鉴别人才。察其真伪,鉴别贤否。曾国藩经常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人,弃政从商,是中国商业经营理论的鼻祖,司马迁称他为“天下言治生祖”,欣赏他对经商时机的把握和果断决策,“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这句话,就是赞扬白圭理财决策雷厉风行。白圭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还提出,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虫的一种小动物。据晋干宝《搜神记》等书记载:它产卵必须附着花草的叶子,大小像蚕蛾的卵。如果把它的卵取过来,母青蚨就一定会飞过来,不管离得多远。即便偷偷取走它的卵,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的血涂在八十一文铜钱上,用子青蚨的血涂在另外八十一文铜钱上,每次去买东西,有时先用母钱,有时先用子钱,用掉的钱都会再飞回来,这样循环往复,钱就永远都用不完了。
“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善于总结,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人才更有吸引力时,立即给胡林翼写信,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 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 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表示向胡林翼学习。
曾国藩招徕人才,也有的是在“重赏之下”。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赵是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少年时代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咸丰五年底,曾国藩坐困南昌,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赵烈文。曾国藩立即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赵烈文欣然上路,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赵烈文说:“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听后颇不高兴,赵也不便再深说下去,似乎感到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遂以母亲有病为理由,向曾国藩告假。过了几天,正当赵烈文将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打败仗的消息,正赶上赵烈文辞行,曾国藩一定要他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只以不幸言中搪塞过去。
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咐他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常,赵烈文无处安身,全家逃往上海。此时的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实权在握了。第二年七月,赵烈文因受好友金安清之托,为求曾国藩就盐政之事上一奏折,来到东流大营,随即留在幕中。在此前后,籍隶常州的周腾虎、刘翰清、方骏谟、华衡芳、徐寿五人也赴安庆大营委用。
曾国藩在《人过闻见日记》中把人才分为三类。一个是“闻可”,多是指在曾国藩这里任职的人推荐或称赞的人,包括他人写信告诉者、面交条子所开、当面所称等。大多记载这个人才是什么样子,可以胜任哪一类工作。还有一种是“见可”,就是不但听人讲过,还经过他的面试和考察,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