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九
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全面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存在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以专政集权的方式领导，这种方式将会彻底消除个人自由。所有这些都是已经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是这样，将来恐怕也不会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一部分：人民让位于政党，政党让位于国家，国家则听命于一个铁腕的领袖。自由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人们不会因为批评专制政府就被关进精神病院。
马克思坚决反对国家。其实他期待着国家消亡的日子。批评者们也许觉得他的愿望完全是在痴人说梦，但是他们却无法给马克思戴上“专制政府狂热者”的帽子。
与现实不同的是，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没有寄望于一个乌有之乡。在他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没有摒弃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国家的理念。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都需要这种方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理念：日常行为源自所有集体的本性，国家作为一个管理的主体仍将存在。马克思所希望的，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能够消亡。如同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共产主义之下的公共权力会失去其政治属性。与同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消亡。应该废除的是那些为统治阶级提供支持的某种特定权力。“国家公园”和“驾驶员考试中心”这样的机构则依然存在。
马克思以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国家”这一存在。国家并非一种中立的政治组织，不会小心翼翼、公正无私地处理社会上的利益冲突。在解决劳资纠纷时，国家也做不到哪怕最低限度的客观公正。发动反对资本的革命这种事显然不归国家管。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卫现存社会秩序，管束试图改变它秩序的人。如果这种秩序天生就含有不公正性，那么国家也会相应地出现不公正。马克思寻求并试图终结的正是这种不公正，而不是“国家剧院”或者“警察实验室”这种具体事物。
“有党派偏向的国家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样想的人一定没参与最近举行的政治集会活动。自由国家在资本主义及其批评者之间保持中立，直到批评的声音开始明显占据上风才出手干涉。这时他们就要面对国家手中的高压水枪和准军事化部队，实在不行还有坦克。国家是暴力的，这毋庸置疑。但暴力为谁服务？马克思不过是给出了一种新答案。虽然真心相信国家的公正无私是一种过度的乐观，但我们有理由希望人终有一天能与国家和平共处。其实不止是大众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连国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相信自己是完全公正无私的。警察殴打罢工工人或是和平示威者的时候，从不在乎自己是否中立。包括工党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都难掩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敌意。正如雅克·朗希埃所说的，“马克思曾有过一个听起来很可恶的论断——政府会成为国际资本商业运作的代理人。现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同接受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政治和资本管理混为一谈，恬不知耻地躲在‘民主’这面大旗之下；正是这种公开宣称的事实情况，我们的政府才获得了合法性。”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抛弃警察、法庭、监狱和各种准军事组织。尤其是准军事组织，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手握化学武器甚至核武器的恐怖分子，而越是热爱空想的左派就越明白这一现实。不是所有国家暴力行为都以维持现状为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国家的有特定阶级倾向和阶级中立的两种功能进行过对比。警察制止了种族主义暴徒将一名亚洲青年打死，这种行为并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只要有自由的地方就会有对自由的侵犯；有些侵犯行为太过严重，我们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而不得不把侵犯者关押起来。监狱并不仅仅是为了关押被剥夺权利的犯人的地方。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会拒绝这些说法。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国家可以变为有益的强大力量。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度全力支持立法以改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状况。经营收养遗弃儿童的福利机构和让所有车辆在道路同侧行驶一样都无法体现国家的控制力。马克思嗤之以鼻的，是那种认为一个国家能够让不同群体、不同阶级的人和谐共处、团结一致的神话。在他看来，离心力总要强于向心力。始于促进社会和谐的努力，最终却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无私的外表之下深藏着竞争的意图。国家体制将“新的桎梏给予穷人，新的力量赋予富人……财富分配方式和不平等的状态永远固定下来；巧取豪夺变成了合法权利；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让其他所有人都陷入长期劳作、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这并非马克思所说，而是让-雅克·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的。马克思在看待国家权力和阶级特权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信徒，谈论起国家时使用的也是积极肯定的词语。但这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事了，其实直到思想转变后他还坚持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些探讨和谐与共识的人应当了解一种现实的价值观——产业牧师式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贪婪的老板和好斗的工人分立两边，中间是苦口婆心、温和公正、行事端正、温言婉语又思想解放的教士，这个和事佬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痕。可是为什么通常恪守中庸成了最聪明的呢？为什么我们都希望自身处于中间，他人处于两个极端？一个人认为的温和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极端主义。谁都不会四处宣扬自己是个狂热分子，就像谁也不会公开声称自己是个拉皮条的。试图让奴隶和奴隶主达成一致，或说服原住民不再抱怨那些密谋将他们种族灭绝的人，这可能吗？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中间地带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