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吉
遗闻轶事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部分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是听同学、朋友说的，但都是真实的。
自30年代起，清华、北大、南开、西南联大，继之云南大学的学生都知道刘文典（1889—1958）先生的大名，敬佩其学识，也传闻一些令人捧腹的故事。但这些年来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位国学大师了。
今天清理旧书刊，发现文化大革命被查抄，幸未毁灭、失而复得的残本刘文典著《庄子补正》，书面题词为“受业陶光谨署”。这是1939年在昆明用土纸石印的版本，作教材用的。我曾在1938年选过刘文典先生讲授的“庄子”和“文选”两门课。《庄子补正》即当年讲授“庄子”的讲义。从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不足400字的序言中，便可看出此著的学术价值。研究《庄子》的专家是求之难得的。
刘文典先生有他光辉的经历，在学术方面有不朽著作，本文不谈他的生平传略，也不谈其学术造诣，只谈几件能代表其性格的故事。
不准蒋介石直呼其名——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1929年刘文典40岁，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该校学生闹学潮。当时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制造侵华事端，而蒋介石以“先安内后攘外”，不抗日专剿共，并将爱国学生的反蒋运动名之谓“闹学潮”，诬蔑为赤化分子抗乱，要严惩不贷。刘文典对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 “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
刘文典在出发到南京前曾发牢骚：“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学校长坐牢案，因而激起安徽大学师生公愤，游行示威，社会贤达舆论支持，蔡元培出面说情，逼迫蒋介石不得不释放刘文典。刘文典爱护学生，敢于当面顶撞“暴君”是正义行为。这件事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请愿团，在南京中央大学（各地学生请愿团集中处）听安徽学生诉说的，那是第一次听到刘文典的大名并敬佩其高贵品德。还听说他曾参加讨袁世凯运动，逃亡日本，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些故事。
违背承诺，该打！
刘文典先生闲谈时多次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事情发生在抗战前，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高僧某某与刘先生也相识。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竹、苇或高粱荃皮）翻阅，违者受罚。老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室内并无僧人看守，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睡着了，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刘文典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多丢人现眼呀！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其实老和尚还是留情面的。“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