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多面手
1906年，赵元任回到家乡常州，进入溪山学校学习。从这年开始写日记，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辍，在学校中，他还开始学踢足球。1907年至1910年到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1910年，赵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在大学初期，他的兴趣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早在少年时代，他对中国各地方言就有了兴趣，在学校期间，他又在宾州史克兰顿城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在“世界语运动”初期，还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成为活跃分子。他同时选修了音韵学，学习国际音韵字母，大开了眼界和耳界。他对哲学的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大学第一年，兴趣就从数学转到哲学。在校内外，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架二手钢琴练习弹琴，还经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1914年5月，他还将中国的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在风琴演奏会上第一次公开表演。此外，他对戏剧也有了兴趣，加入中国学生活动，演出话剧《失掉的帽子》，还试写了独幕剧《挂号信》，反映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该剧是赵元任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后来，他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上投稿，写文章又成了他的一项重要事业。他用文言撰文，在上海出版。赵元任除出版月刊外，他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这个社团后来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并迁回上海，继续发扬光大。赵元任除了编《科学》月刊及听音乐、看电影外，在体育运动方面也颇为活跃，1913年、1915年他曾两次获得学校一英里竞走冠军；他还积极参加游泳、溜冰和长途旅游。
1915年至1918年，赵元任进入哈佛研究院深造，研读哲学，获得学位。在此期间，他继续钻研语言学、中国方言；还经常使用两英寸望远镜观察天体，探究星球；继续涉猎音乐，选修高级和声学课程，撰写曲谱。
1919年，赵元任第二次回到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走上讲坛，讲的是电磁现象，未带讲稿。后来，不带讲稿讲课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在康奈尔这一年，赵元任除讲课和做物理实验外，还在音乐方面十分活跃，他既作曲又为中国民歌合声，并领导中国学生合唱团。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这当然是谦逊的说法，淡淡一句“好玩”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种执著的追求。
“一辈子不做官”
赵元任在北京结识杨步伟（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后，经常到森仁医院找这位杨大夫聊天。一天晚上，赵元任郑重其事地对杨说:“韵卿，你的脾气和用钱我都能由你，只有一样事，将来你也许失望的，就是我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办行政的事。我看你对行政很有特长。”杨步伟说:“我虽很年轻就负重任，可是我对做官也不喜欢。因为第一，我祖父不喜欢做官，常常批评做官人的弊病;第二我自己也看见很多人只做了一下官，就养成十足的官派来，我看着就生气。”此后，赵元任果真有好几次当校长的机会，他都坚辞不干，“逃校长”的事即有四次:
第一次是1924年至1925年，赵元任赴欧洲访问回到上海后，杨杏佛和胡刚复两人要他当东南大学校长。因为当时风潮中两方相持不让，赵元任与两方面都是好友，而又是他们所佩服的人，他出来当校长可以平息争端。赵元任被吓得连夜北上，因他当时已经被清华聘为研究院教授。当日无船，就坐了招商局新丰号统舱北上。后来电报打到天津，由丁在君来接船。可是丁上船到头等舱、二等舱去接赵元任都找不到，最后看见赵从统舱钻出来了。丁很诧异，骂他为何如此省钱！到了旅馆后，赵元任说是为了逃任校长，丁在君又好气又好笑，直骂他没出息。
第二次是北伐后，大学院办委任赵元任为清华校长，他又不干，还是荐贤自代。后来大学院办中央研究所的蔡元培和杨杏佛要赵元任当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赵又推荐傅孟真来做，自己只做了语言组主任。
第三次是因校长风潮，赵元任已离开了清华，教授会6人来找赵元任想办法，他找了吴稚晖老先生，可是风潮虽平息了下去，校长问题又落到他头上了。他又出了一个主意，托翁文灏暂代，并推荐让时任清华留美监督梅月涵回国当校长。翁文灏代了两个月还未见梅月涵回来，焦急了，又去找赵元任，问如何办？赵说我去替他就可以把他请回来。于是他亲自赴美，在华盛顿当了一次监督。很多不知内幕的人都笑赵元任不当堂堂清华大学校长，而去做一任不伦不类的清华留美学生的送葬监督（因当时学生已少，决定以后就不需要监督处了）。其实，那时是赵元任对清华的救急之故，他又推掉了校长之责。
第四次是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连发5次电报催赵元任从美国回国任中央大学校长，最后还打电报给杨步伟，让夫人劝赵就职。杨步伟回电说:“我从不要元任做行政事。”并对丈夫说，只有暂不回国，等风波过去再回。没料到这一待下来就快20年了，直到1973年才回大陆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