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缺金少银的朝代，在国内外不少专家看来，是白银货币化及本位化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认为，将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等于将明朝的央行搬到了拉美矿山。如果这种观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1644年明朝的灭亡，早在明仁宗放开银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之后，用银做载体纳税充役的现象一发不可收拾。在郑和下西洋所采办的物品中，除珍奇异宝、珍珠、珊瑚、麒麟、狮子、斑马、金钱豹、鸵鸟外，末期也出现了铂金的影子。
耿升在《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认为，中国以其威望和典型朝贡贸易的外交特征，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某些财宝。在1433年之前，中国收到各国进贡的白银与黄金数量不菲，譬如从朝鲜获得了1 600两黄金和1万两白银，从安南获得了千余两黄金和2万两白银，所以有一种说法，后期郑和下西洋肩负了寻找金银的使命。
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并在同年逝世。根据沙朝振的说法，1435~1503年，明政府在近70年间没有铸造铜钱投放国内市场。日本则用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地位日益上升的白银来换取中国铜钱，这对明政府多少有些投桃报李的味道。在1432~1547年中日第二期勘合贸易的第四次遣使贸易中，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领赐物品以外，还要求特赐铜钱和书籍，公然令瑞溪周凤在附件上作了如下记载：“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侍周急。”
明政府答应了足利义政的这项要求，但不幸的是，这批铜钱在归国途中，遭到日本大内氏的袭击而被夺去，所以在第五次遣使时，足利义政又申述“公库索然”，在领取赐物以外，另外要求了50 000文铜钱。
铜钱不准在国内流通，并非说国内没有铜钱流通。明政府曾屡次试图通过禁止事实上的铜钱交易来保证纸钞的通行，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1436~1449）就曾下令，阻止宝钞者，追罚一万贯，并罚全家戍边。
1448年，监察御史蔡愈济上奏，虽然朝廷以钞票作为合法货币，但是北京市场仍以铜钱交易，而且每贯钞仅折铜钱二文。朱祁镇就下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即使在这种雷厉风行的政策下，民间依然使用铜钱如故。
到1449年，1贯钞仅值钱1文或银1/40两。也就是说，至正统末，钞与钱相比，宝钞贬值了1 000倍；钞与银相比，宝钞贬值了400倍。
1465年，在银禁解除44年之后，明朝才解除了用铜钱交易之禁，这种情况无意加速了一个过程：白银货币化。
白银帝国的货币化实践
从事后看，明朝的中国是全球不折不扣的白银帝国。放开银禁之后，陕西首开了明朝一系列以折征白银为主线的赋役改革大幕。这一实践的背后是15世纪中期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
宣德三年（1428年）陕西巡抚张信等言：“陕西西安、凤翔诸府，岁输粮草于宁夏、甘肃洮河、岷州镇卫，道路险阻，运致为艰。民往往赍金帛，就彼市纳。”
1430年下半年，财赋重地江南行省拖欠租税的问题比较严重，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租税就达800万石。百姓往北京运粮是租用船只，往返需要一年，耽误农事。不仅如此，运粮会有杂耗，百姓每交纳三石粮食，大约要多加一石的损耗。豪富大户不肯加交耗米，就全部摊到了小民身上，小民因为贫困就一逃了之，导致税额愈缺。周忱以工部右侍郎兼江南巡抚的身份，被派往江南总督税粮。
周忱创造平米法，下令均摊交纳耗米，并将纳粮要用的铁斛定出标准样式交给各县，防止有人用此作弊，一举解决了拖欠问题。同时，周忱发现，民间每年把马草运到两京（北京和南京），劳费难以估算，于是，他就将每束马草折成白银三分，在南京则将所折的银两就地买纳。北京百官都要持帖到南京领取月俸。米贱的时候，俸帖七八石，换得白银一两。周忱又检查出税重的官田和极贫的农户，准许其两税折成金花银交纳，每两抵米四石，解送往北京用来兑换俸禄。这样百姓杂耗很少，而官俸常足。
明朝赋役折收货币则是由折钞起，当时宝钞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周忱改革之时，赋役折征还处于钞、布、绢、银等并列时期，赋役折银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不过，之后白银货币化的进程逐渐加速，并为“一条鞭法”的出现和推广到全国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