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中制率先实行于大同，后又在山西、河南、陕西实施，1371年在全国推广。大同的先行，俨然有试点的味道。尽管开中制曾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盐却一直未曾停止。在1371~1412年间，宣府5个卫所因没有设立边仓，每年的官军俸粮都靠大同供给。宣府到1413年才设置粮仓，山西商民被官府命令到顺天府纳粮中盐，这也是晋商最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
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延伸出了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1436年北边受鞑靼和瓦剌族人扰边，大同、辽东、延绥、甘州等重镇的边防军缺少战马，时属山西的太仆寺（今在内蒙古）以及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各个官牧场又不景气，明政府还曾推行过纳马中盐制度。
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在实行开中制的同时，明政府实施了屯田制，希望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军粮军饷在边区就近解决。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达到这种效果，与实行屯田制和迁徙老百姓实边息息相关。
1388年，明政府规定，50%的卫所都卫和王府护卫的军士都要屯田，后来这一比例增加到70%，这就是屯田制中的军屯。军屯的重点是九边，这里从事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殖范围也最广。其中，山西大同镇有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辽东镇4.5名军人，屯田253万亩，这与我们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几分相似。
因对山西边塞屯务的重视，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内26 600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立屯垦耕，自给兵饷，甚至连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
无地少地的贫民也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最初的政策是，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塞外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两地就被征调了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之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
那时，山西中南部的被迁之人都汇集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待命。树旁的广济寺里驻着钦命官员，负责给移民登记造册，办理迁移手续，发放勘合（凭照）和盘费。由户部委派的官员将所迁之民编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军士护送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史载，张其明、冯冕、袁嘉盛等原来生活在洪洞县的居民，就是在迁出的过程中走上了从商之路。
作为军屯、民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屯让“耕者趋利，边地尽垦”（杜萼语），也逐渐成为永乐以后九边军饷供应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商屯的来源分为被迁徙的大户和自觉商人两大块儿。其中，不少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商人也融入了晋商的历史洪流之中。
朝廷迁徙大户实边在永乐时达到高潮。实边在古代并不鲜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把各国12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和巴蜀等地。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就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出生于1516年，尝“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到“商淮浙间”，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有四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业儒，发展为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公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在开中制实施不久，也加入了这一队伍。为就近纳粮开中，他们自筹资金，长期固定开中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于是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榆林)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最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忻州市偏头县境内）、雁门关（今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保定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曾有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纳粮开中扩展到宁夏。因路途遥远，为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需纳米麦4斗，而当地人需要5斗5升。
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具有地缘好合的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同一个地域，建起了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两省商人相互取暖、抱团打天下的共识。
以盐作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在于生存和销盐的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更多、视野更广、信息更灵，便于在长途经商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之外的其他种种商业机会。
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1498~1557）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兰州），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