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股力量蹒跚前行
这次会议很重要。但实际上，在金融证券业，大都不太知道这次会议。多少年后，当时参加或后来听说这次会议的人还各有说法。
张劲夫（中共党内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历任财政部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委员和国家经委主任；1987年新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他又以中顾委常委身份兼秘书长。和中央财经部门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
1988年，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物价闯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面临一系列困难。中央决定，花三年时间搞治理整顿。这样改革的步子似乎就要放慢了。怎么改？后来，中央归纳出四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企业制度，到底该怎么看股份制、该不该推广股份制？另两个题目是有关宏观调控方面的。第四个就是建立资本市场这件事。
前三个方面，经过10年改革，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大家比较熟悉。在围绕这些题目的研讨当中，除股份制方面以外没提出什么新东西。但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资本市场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所以研讨一直没搞起来。巧得很，正在这时，那份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拿到财经领导小组来了，所以中央委托依林同志和我，把这个研究小组请到中南海来，作一次汇报。
吴明瑜（自1954年起，吴明瑜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近10年，后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那次在“联办”推动和参与下，1990年5月在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证券国际研讨会，我去了。到会的有美国证监会主席，我和他谈话时说，我们是理论先行。做一件事，先得在理论上讲得通，常常要打一阵理论仗。我还告诉他，我们找出了好多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股份制、证券交易和社会主义是相容的。这位美国人听了以后非常惊奇：噢，原来马克思还讲过这样的话。
对于宫著铭、张晓彬、王波明他们搞出的白皮书（指《创想》），我是非常欣赏的。可以说，我自己也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当时我对二级市场方面的知识还很有限。总之，我把尽快让中央重视这件事，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讲，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是根本制度，商品只是方法。这就倒退了。小平南方谈话，反复讲了市场经济问题。其实在那之前，他连续几年去上海，都谈这个问题，1991年春节讲得最明确，他和朱镕基谈了很长时间。朱镕基向上海市干部传达了精神。那年3月，《解放日报》登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提出不要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就是小平谈话的精神。可是北京有几家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皇甫平。后来一张大报在9月2日发表社论，还提出“改革中一切问题都要问一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篇社论当晚播发后，中央领导同志发现了，责成立即删除。但同一天该报的理论版还发表文章，大讲姓“资”姓“社”。你们看，那次争论有多激烈！
王波明（1989年起任“联办”副总干事、总干事）：
白皮书的编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组合：大宫（著铭）、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在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的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方方面面的人参加讨论。总之，白皮书的完成，既是多领域专家合作的成果，是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的成果，也是民间和政府相结合的产物。应该说，在中国的重大改革项目当中，并不是全都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这种办事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延续到“联办”成立以后，也对许多同行产生了好的影响。
李青原（1989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和“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1992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后任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高盛集团国际顾问。2002年7月，李青原出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离开。）：
我不太懂操作方面的事，只能参加一些方向性问题和大的定位、策略方面的讨论。1988年9月回国以后，当时康华公司要搞证券公司，邀请波明加盟。我认为，如果进了一个公司，将很难站在全局角度去推证券市场，起点不够高。真要干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民间性质的自己的组织。当然，后来“联办”真的以民间身份办事，遇到了诸多不便，所以我又特别积极地联络、推动挂靠体改委的事。这是后话了。你说我学了一肚子的马克思理论对中国股市发展有什么用？至少他们问姓“社”姓“资”时，我还能搬出来抵挡一下。
高西庆（1989年任“联办”首席律师，1992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后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副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
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指我和波明这批留学生）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会有证券市场——这不是恭维，而是说股票市场现在的弊端该由我们负责，或者说证券市场搞早了。
我不同意这种过分强调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的说法。据我所知，早在我们回国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在琢磨建交易所的事。我相信，这些人都致力于改革，对形势很敏感，有一份好心；可很难说其中有谁对证券市场比这个以留学生为主的集体更明白，更没谁在这方面有过多少实践。我的意思是，在当时，证券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客观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我们回来折腾，股票交易也在搞，交易所也会有。
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波明毕竟真在华尔街工作过，王莉毕竟真在国际市场上操作过，还有青原、老汪等一批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一定造诣；而且大家的责任心、对这件事的投入，并不亚于其他人。所以，有没有我们参加搞设计、搞试点，应该说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不可能退回去，所以没法假设如果另一批人来搞会是什么样。但可以作横向比较，比如和东欧、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拉美一些国家比，就不难看出，我们当年的追求和努力，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陈大刚（1988年为北京大学教师，1993年任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中国光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1988年11月9日的汇报会，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汇报前我们商定了一个目标，要争取在中央的层次设一个领导小组，专门抓筹备交易所的事。会上，当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时，主持会的依林和劲夫同志似乎也要认可了，记不得是哪一位老同志打了横炮，认为时机不成熟，结果就没能达成共识。第二个很深的印象是，主持会的依林、劲夫两位领导人的态度和会场上的气氛，给了我很大感染。
实际上，1988年11月9日中南海汇报会没有任何具体结论，不管是否有人出来打横炮，结果都不会有大的不一样。1988年中央上层着急的是什么？是双轨制闹翻天，钢材出厂价700元一吨，愣能闹到2 000元，要不怎么狠心闯物价关，损兵折将？连国有长春百货大楼出租柜台都成了新闻的年代，还能指望证券交易所有多大出息？
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
这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中国的股份制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建立，就在这样三股力量的推动下蹒跚前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有发展的冲动，期望从市场筹资；知识精英层，他们理性感知，发达国家有的，中国也必定会有，与其后的精英层不同，他们也有发家致富的欲望，但更多的是事业心，是国家使命，至少，当时资本市场还没有给他们展示发财的样板；中央高层，一些开放的官员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但意识形态及技术操作问题没有解决，有些官员大多年事已高，实际上并无高瞻远瞩的知识背景和魄力胆识。
一定要有一股新锐的力量，一个突然降临的机会，方能破中国资本市场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