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公司操持“联办”
要研究建立证券市场，总得要有个机构。但这事不能指望政府，八字还没有一撇，政府如何给编制？如何给钱？后来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常委张劲夫给了个安慰的说法：民间发起，政府支持。100年前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官督民办。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盛宣怀的通商银行都是如此。
谁是民间？这话说起来就深了。结果，王岐山、宫著铭、张晓彬这些青年官僚，拉来9家官办公司成了这家民办研究机构的老板。这9家老板公司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首席代表郑敦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首席代表冷林；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宫成喜；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首席代表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首席代表经叔平（兼“联办”理事长）；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简称康华），首席代表贾虹生；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首席代表张晓彬。
每家公司出资50万元，炒股成了股东，炒房成了房东。
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仍简称“联办”。“联办”的英文名称是张晓彬起的，Published by 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张晓彬说就是想起个含糊的名字，半官半民让洋人有充分的想象力，拉大旗做虎皮好办事。
李青原1989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兼“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李青原家原在北京灵镜胡同，院内有一棵柿子树，众人时常在树下讨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李青原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咱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美国什么树？——1792年，美国的股票交易还处在分散状态，炒买炒卖小道消息满天飞，终于导致股价大跌。于是，纽约24位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后来北京灵镜胡同改造，不知那棵柿子树是否保留了下来？
“谁给你尚方宝剑？”
众人正在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而踌躇并浪漫着，并希望逐步将会员公司发展到600家。但他们很快就把脚步放慢了，因为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
方泉当时任《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他听说过这么一段野史——当时“联办”的头头里，只有王波明、章知方是专职的。兼职者不常来，来了也没什么事儿。波明与知方共用一间办公室。工作没什么好谈的，甚至连电话也不是很多。这样面面相觑一个多月，想必无聊得很。某日下午，知方显然是坐不住了，便告波明：“我有点事儿，先走啦。”知方走后，波明一个人在屋里转悠也转不出什么，于是灵机一动，出门去看电影。进了电影院，波明发现前排座位上的一个观众怎么看怎么眼熟，定睛一看，原来是知方——当时这二位一定尴尬着干笑不止。
一帮人踌躇满志地回来想干一番事业，结果挨一闷棍，其心境可叹。
高西庆回忆道：“后来，王岐山来和大家聊过一次天，海阔天空大而无当，好像什么也没说，但过两年再想他的话，那是个高人，看得远。”
在另一些场合，王岐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觉得‘联办’存在本身就是工作，难是难一点，但是毕竟在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尝试，所以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一点上来评价‘联办’。一年来，不管怎么说，也有了个机构，有一些从海外回来做事的人，这些同志通过近一年来的工作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把理论运用于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证券业实际情况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在不断地揣摩这件事是否能做，一有机会，得到尚方宝剑就不断地去推动，这些劳动，我认为都会取得一定的收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我们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而言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上次我和大宫带着‘联办’的同志一起学习邓小平的文件，讲的就是这个。如果领导同志讲，你们干吧，王波明任交易所所长，那你王波明也会觉得没多大劲，因为没你的劳动，没多大意思。
“前两天参加了银行的盛会，我感到经过这两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目前真是到了黎明前的黑暗，许多问题积在那里，大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计划、金融，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摩擦系数最大的阶段，越是这样就越有可能发展，因为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方向对头，我们应该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干，你就不知道这水有多深，不下水，总在上面做动作，没用，但下水，就难免牺牲两个人，多喝几口水，要付出代价。我从始至终就没在外面，一直在里面。我觉得改革嘛，有的喝几口水还能救过来，有的喝几口水就喝过去了，不要怨天尤人，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主张现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才能练队伍，才能反馈信息，才能摸清实情，你们在国外干过，在华尔街干过，但毕竟国外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还有很大的区别，在练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能够积累一些经验的。
“我不太赞成说没有尚方宝剑，尚方宝剑有过，从来没说过失效了，是认真听取的汇报，又不是在哪个同志家议论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搞，但是组织问题要解决。你不管怎么样，得有一个向上通的正式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