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的人，不仅有精英们，也有秋菊式的大众。电影有意识的空间转换展示给我们的正是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寻找家园的画面。从乡野那条延伸到城镇和都市的小路，从步行、人力车、畜力车到汽车，从自然经济到现代化，从传统到“西洋镜”，秋菊恍惚在跨越着时空讨“说法”。精英们参与创造秩序也许更能借助于知识，但秋菊们“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智慧和勇气也同样值得尊重。也许哪一天他们会在需要和经济、文化、信息等资源的帮助下汇合在一起，但秋菊向反方向走去的时候，谁能说，南辕北辙的一定是她呢？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秩序世界，现实的秩序世界决定着他，他也试图通过自己主观的秩序感改变现实的秩序世界。秋菊村子里也是如此，例如村长骂老婆“你懂个屁”表明了他强烈的关于权力的秩序感，风雪之夜运送告他的秋菊上医院是其关于义务的秩序感，“送她上医院与打官司是两码事”表明他的秩序感由于体制内的教育与信息也在被现实世界决定着。又假如上访的是冬梅而不是秋菊，难说她不会把村长给的钱从地上拣起，难说她不会对村长被抓而拍手称快。这是对现实秩序世界的妥协，是秩序世界的重合，或者是某种生存智慧。在大多数时候，村子里的人们的秩序感是相似的，是一种共识，是历史形成的默契，人们因而对行为和事件都有稳定的预期，而叛逆者、破坏者一般都会受到唾弃、责难。因而当有人完全无视有关生存的功利去追求自己的秩序世界时，我们就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了。
这让人想起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废奴主义者的罗伯特?哈代。哈代是个技艺娴熟的箍桶匠，他孑然一身，脸色苍白，少言寡语，为人拘谨，逆来顺受，似乎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耽于幻想，酷爱读书，神情乖张，因此不被人接受，觉得他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有一天，哈代突然毫不掩饰地宣布自己是个废奴主义者，人们大吃一惊，认为他大逆不道，纷纷要求用私刑把他处死。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说了一番合情入理的话，才使他免遭一劫。牧师说：“哈代精神失常了，不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因为主张废奴是一桩滔天大罪，精神健全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们相信了牧师的话，从此总是把哈代的话当成胡言乱语和笑料。尽管哈代难以忍受，恳求人们相信他是诚心主张废奴的，但人们对他的恳求置若罔闻，以更顽劣的心态忽略他。直到有一天他帮助一名黑奴逃跑而杀死抓他的警察，人们笑不出来了，相信了他真实的信念。在对哈代的审判中，无人为他作证，除了他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但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心中逐渐认为哈代是英雄，以至于有四个游手好闲的人也声称自己是废奴主义者。为了引人注目，他们公开结社，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包括限制居民活动，暗杀反对派，爆炸教堂。一系列令人发指的事件终于使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这时他们宣称：“终于成名了。”
当秋菊拒绝将村长扔在地上的钱拣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秋菊上访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决定她的现实秩序世界——她不为钱，不为名，也不是为了与村长苟同，更不是为了获得任何机会主义的利益。对于现实世界的秩序文本（显规则的或潜规则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秋菊成了作为千分之一的哈姆雷特的哈代，而我们又有多少人属于那四个游手好闲者的同类呢？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在被历史决定、型构或格式化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经由自己的秩序感对现实世界进行着想象与重构，只不过人们通常都会选择作机会主义的奴隶。机会主义在这里是个中性概念。正如墨子所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这是人们自身的秩序感在发生作用。但我们在对机会主义者保持宽容的同时，可怜的秋菊难道真的只能回到那个她并不喜欢的秩序世界中去吗？
人们就在这种秩序感的重合与冲突中随历史行进。一种秩序感可能首先属于某个人，甚至某个小人物，然后唤起一个时代的共鸣，因为那时历史已经走到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了，正如哈代们、秋菊们，乃至孙志刚们。在许多场合，更多的人的秩序感是不为人注意的，就如雪地鸿爪，但他们的确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秩序感的重合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像基督徒齐唱赞美诗。但当一个不和谐音出现时，假如她的声音很动听，人们会和着她；假如她的声音太难听，不用担心，她自然会回到人们的和声中，而差异和多样未必是和谐的敌人。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树叶在枝头颤动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那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