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显然没有同情心，他们利用米恩同伙的出卖提前设伏，用假钞和暗枪对付两个本可以在预备阶段就捉拿归案的“对象不能犯”；更过分的是，为上演瓮中捉鳖，他们竟然置银行职员和客户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也许他们可以辩解说，调查显示米恩等人一惯只谋财不害命，但靠想当然就能拿民众的生命做赌 注吗？
警察的冷血还体现在滥用“当场击毙”。虽然米恩的死党同伙只不过“鸣枪示愤”，但早就等不及的狙击手还是毫不留情地发泄了“当场击毙持枪拒捕劫匪”的快感。
所以，我开始怀疑这起银行抢劫案的主谋或者犯意的催生者就是那个充当警察“线人”的同伙。这家伙才是杀手，而且是借刀杀人。他出卖了米恩和自己的良知。侦查实践中不乏因“内讧”、“同业竞争”或者为奖金而“大义灭亲”的举报，且举报人通常配合警察设置圈套。虽然在共同犯罪中起积极作用，但因“没有”犯罪故意得以免责，成为一部分“弃暗投明”者的生财之道。当然，不排除他们也是受警察的胁迫为自保而身不由己。但如果以所谓打击犯罪的名义设计并制造出本不应该发生的犯罪，就显然不属于“盗亦有道”了。
没有“义无反顾”的罪犯
米恩犹豫过。在银行门口踩点时，“线人”刻意地引诱他，“两个破监视器，外地职员，简直就是白送”。已经在打退堂鼓的米恩回答“再简单也会死人”，但立刻遭到严厉的指责，当然起作用的还是“你不缺钱了吗”这样赤裸裸的 “教唆”。
对于自己的行当，米恩很迷惘。安慰朋友时，他说，“其实很简单，进去拿了钱走人”；预谋分工时，他毫不掩饰担忧和怀疑。当马内基斯送他诗歌集后，相信他的内心斗争更加激烈，他机械且面无表情地摆弄着手枪，不自信也不明白该不该继续。然而，同伙一到，他的侥幸心理和义气作风重新控制了大脑，很多事情都有没完没了的最后一次，每个惯犯都有“再一次”的理由。
自杀式的反抗，为死党挡枪眼，是米恩选择的归宿。他已经厌倦了流浪和空虚，生命和金钱都已一文不值。马内基斯能够说服米恩从良，至少救他一命。可惜他只提醒了一句：“一切要计划得分秒不差。”因为他的内心也充满叛逆，米恩是他的替身，他的理想。
其实，马内基斯也犹豫过。他不敢爱也不敢恨，只能幻想在西部警匪之间切换角色来充电和自慰。在米恩的鼓励下他开始觉醒，但缺乏堕落的理由，也找不到犯错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放弃手术而去实现抢劫银行的梦想，既然预见到结局，与其被医生“杀死”不如为朋友和欲望“战死”。然而，他还是退缩了，毕竟精神叛逆算不上犯罪动机，况且他习惯了顺从束缚他一生的规矩。对米恩惊天行动的羡慕和支持同样不像在谈笑风生时那般坚定。在最后一夜，他想给米恩一些钱，试图打消米恩犯罪的念头。可惜，“案前预防”不成功。意料之中，米恩拒绝帮助，准确地说是拒绝施舍。自从第一次拿起手枪蒙上面孔，他就作好了踏上不归路的准备。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生存，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沉默寡言，我行我素。
但米恩并非不可救药，就像影片开头时他用阿斯匹林来治疗自己的间歇性头痛，要根治很难，治标却很容易。有很多枪并不代表杀过很多人，从他对马内基斯的“温柔”可见，这个杀手不太冷。他怀疑善，又向善，在书房里烧着烟斗模拟高雅和休闲，还乘机过了代课老师的瘾，可他连拖鞋都不会穿，“人生很失败”，需要有同情心的人去“教育、挽救、感化”。
打击远比预防容易。扣动扳机，送进监狱。但愿他出来时没有被交叉感染，没有重操旧业、东山再起的冲动，更不会去网罗一帮后生小辈做大做强。
导演如果把米恩塑造成一个“劫富济贫”的现代罗宾汉，相信不会让他死。就算他来到现实中，也会有千千万万的马内基斯收留他，并告诉他：“我家没锁门。”
事与愿违让我们麻木了。警察的枪，医生的刀，同时处决了一个可能真的下定决心就干最后一票的惯犯，和一个可能真的下定决心去尝试犯罪生涯的危险分子。
自古法不容情，虽有法外情，情外法。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是原始的血性，还是现实的不满？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是人性的软肋，还是同病相怜？
小偷状告失主，讨薪的农民工狂舞尖刀，受贿用于扶贫，贪污为了接待，同情者大有人在。一样的事件，一样的人，在经过媒体放大的语境下就有可能获得特别的同情。如果司法者和执法者也因为同情的人气而左右了判断，法不责众将取代罪刑相一致的原则。
所以，同情米恩的生活贫苦不能成为宽恕他罪过的理由。但米恩不该死，因为他死于侦破大要案的政绩工程。
影片是灰色的，让人不由自主地反思犯罪的根源和惩罚的根据，伤感预防的功利和报应的无情。
陌路人相识容易，陌路的情与法，却很难激起共鸣。米恩和马内基斯在开往天堂或地狱的列车上远去，活着的人们在等待着充满人性和理性的法治快车承载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