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上书幕府和对中国时局的认识
1862年12月，福泽谕吉随日本遣欧使节一行回到了东京。此时的日本国内政局，却处在尊皇攘夷运动的最高潮。在京都，攘夷派活动家不断地发起暗杀、放火、威吓佐幕派人士等各种恐怖活动。同年下半年，激进的长州藩甚至把废除条约、攘夷排外定为该藩的政策方针。当年10月，天皇派使节到江户命令幕府攘夷，12月幕府最终也认可了攘夷的圣旨。在江户攘夷派的活动也很频繁，典型的事件是1863年1月，长州藩的武士高杉晋作等人放火烧了英国的公使馆。攘夷派的组成人员当中大部分是各个藩的中下级武士，也有相当多的受开港以来物价飞涨的影响，生活陷于困苦的商人、农民等。
刚刚在欧洲考察了一年时间的福泽谕吉，满怀信心地想通过藩里的开明派重臣以及幕府指导层，在日本国内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复杂而又紧张的政治局势，使他不得不首先采取明哲保身的方针，每日蛰居家中，谨慎自己的言行。此时他只能安守家中，一边学习从欧洲带回的书籍，一边专心经营自己的私塾。也许是认真经营的原因，庆应义塾的学生人数到1865年末超过百名，到1867年末已经达到255名，是当时日本最兴旺的洋学塾。
这期间日本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63年8月18日公武合体派主导发动政变，攘夷派的主要人物被赶出京都，整个政局又呈现出幕府占据主动，幕府内的开明派势力主导政权的现象。1864年10月，在木村喜毅的推荐之下，福泽谕吉和其他几名受幕府雇佣的洋学者加藤弘之、杉亨二、箕作秋坪、箕作麟祥等一起被任命为幕府直参，外国事务担当的翻译官，待遇也随即升高到扶持米一百俵（包），上班时再加五十俵，这和他的理想二百俵的待遇已经相差不多。这次升迁对福泽谕吉这个来自偏远小藩的一介下级武士来说，是荣光无限的出人头地，事业上的极大成功。
还在伦敦之时，福泽谕吉就曾写信告诉自己的姐夫，回国后要向幕府和藩里的当局者提建议。这次的任命无疑极大地鼓舞了福泽谕吉的信心，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逐渐地写些有关政治的文章，表明他的政治理念，并且开始积极地向幕府和藩里的当局者提建议书。1865年6月他写下了《唐人往来》，同年向中津藩当权者提出《有关时务的意见书》。次年向中津藩的岛津佑太郎提出题名《或云随笔》的意见书，同年还向幕府高层提出《有关再次征讨长州藩的意见书》，并随上书附上自己的著作《西洋事情》。
在《唐人往来》这篇文章里，福泽谕吉主要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为例，阐述了他自己对于幕府开国和亲政策的支持和对国内攘夷派的反对。他认为西洋诸国来到日本要求开国的理由“不是来盗取日本国”，而是想追求贸易并“带着理所应当的礼义”想和日本“亲密地交往”，所以“日本也应该遵从世界普遍的道理更加尽力诚信地交往”。反观中国，清政府指西洋诸国是夷狄，结果道光年间因为鸦片遭受重创，还得付赔偿金。
其后本应该在意改革国内的政事军备，和外国人的交往也应该尽力诚信不使有差错，但又没有记性吸取教训，四五年前以在天津和英国的军舰发生摩擦为始，各种错误的结果，最终造成英法合兵攻入北京，咸丰帝奔走鞑靼，像饿死一样痛苦死去。
福泽虽然也认识到“鸦片为害国家”，但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和英国讲明道理进行谈判的话，也不会导致战争。
即使是英吉利国也没有公然进行有害他国之事，所以谈判定能稳妥结局。然而出现了像林则徐那样没有头脑脾气暴躁之人，不先在自国制定法律，什么也不说就把英国运来的鸦片毫不讲理地烧毁。如此一来英国也很生气，最终发兵痛击。至今日为止世界各国没人指责英国，全都嘲笑中国。这全是由于中国人不了解世界，不懂得道理，自己做错事情。自作自受，根本没办法向人诉说自己的愚蠢。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福泽几乎是完全站在英国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鸦片战争。他没有看到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为追求毒品利益进行鸦片贸易的罪恶，却对英国坚持“礼义”抱有简单的幻想，把鸦片战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林则徐。认为林则徐“没有头脑脾气暴躁”，“毫无道理”地烧掉鸦片才是鸦片战争的原因。他也没有看到中国人热爱国家、保家卫国的一面，反而把中国军民奋力抵抗侵略最终战败的事例，当做中国人不遵从“世界普遍的道理”，“自尊自大”盲目攘夷排外的教训，来告诫日本国人应该文明开化，开国和亲。
在他看来世界各国地理、风俗尽管不同，“但人情古今万国都是一样，虽然语言不同，但没有不施行仁义五常之教的国家”，所以日本如果不吸取世间的教训，“最终可能受人嘲弄，陷于和中国同样的境地”。同样的，他也没有在日本国内发生的攘夷运动中，看到日本人民奋力反抗不平等条约，以及逐渐觉醒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只是一味地站在维护幕府政策的立场上嘲笑、反对日本民众的反抗，建议幕府以武力镇压。
福泽谕吉当时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从《或云随笔》当中可以看出。他提到，“欲成为真正的文明的君子，首先要广博见闻，通晓世界万国的事情，认定世界的道理是已经定好的，世界中千万人认为是对的，即使和自己的
宗旨不同，也要断然改宗，极力进入称之为万国公法宗的宗门”。很明显，这一时期福泽所言的“世界普遍的道理”指的是万国公法。在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当中，已经用国家间势力均衡、左右平等的依据国际法形成的近代条约秩序，代替了在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上下关系为主的华夷秩序。这个理论预设的背后，是他多年学习研究得出的西洋对亚洲（东洋）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或者称为世界构造。在福泽看来，因为西洋各国的发达，所以日本也应该学习西洋文明，实现富国强兵。而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攘夷派，都是违反“世界普遍的道理”的文明开化的，都是他反对的。这些观点，基本上构成了福泽谕吉一生政治主张的基本要素。这一时期他在《西洋事情》《西洋旅行指南》《世界国家一览》等书中，多次重复强调同样的有关中国的鸦片战争的教训和他的中国观，以论述自己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