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指导思想僵化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政策取向片面强调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贷款条件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运作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本末倒置，把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而不是将其作为实现稳定发展的手段。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其居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成立之初的功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干预市场汇率的波动；二是监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为发生严重逆差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并协助其执行调整计划；三是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并消除阻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并未能对成员国一视同仁，带有明显的偏见：对于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管缺位，放任其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监管过度推崇紧缩性宏观政策、资本账户自由化、浮动汇率等经济理念，过多纠缠于汇率政策问题，在提供救助时往往对被救助国附加不切实际的苛刻条件，反而加重了成员国的危机。这种僵化的指导思想不仅造成其在政策上偏离基金组织的宗旨，而且也导致基金组织沦为少数发达国家借以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场所。
长期以来，由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运行偏离了其纠正和补充市场失灵的全球公共职能的轨道，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无序状态，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管理失职
近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布雷顿森林机构作为世界经济的治理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监管者，没能有效预测和预防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工作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失职。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不仅对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也无法有效预防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带，这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构建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紊乱，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地出现经济大幅度下滑。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预测到危机的爆发，而且在危机爆发后仍然严重低估危机的破坏性，对美国这一危机始发国也没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在危机的救助过程中也受制于资源短缺。作为金融危机的救助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爆发的危机显得无能为力，这不仅充分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指导思想僵化所产生的严重弊端，而且也表明了国际金融机构体系自身改革的迫切性。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目前已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见与分歧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三次G20峰会的协调和磋商，各经济体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并在某些方面达成了部分共识，包括加强IMF在国际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充实IMF的资金实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等。尽管这些改革的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但总体方向和思路已经形成。但与此同时，各国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难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美国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也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因而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的主要主张就是尽可能维护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核心地位。在三次G20峰会中，美国极力呼吁全球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引导全球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同时也在寻求全球经济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在涉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时，美国极力唱多美元，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赞成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同意将IMF的5%股权配额移交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此外，美国还建议把IMF理事会席位从24个减少至20个，但却强调这些席位主要应由一些欧盟国家让出。
欧洲国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特别强调加强对对冲基金、评级机构和避税天堂等的监管，其提出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对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施加严格的薪酬限制手段。此外，欧洲国家也支持对IMF进行改革并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但对于美国提出的减少理事会席位却极力反对，同时欧盟也呼吁应当取消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事务中的一票否决权。在此基础上，欧洲国家还提出应当尝试开征金融交易税，抑制全球投机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短期内的大规模流动。
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思路是：寻求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提升IMF等机构在国际金融中的重要性，同时要求国际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综上可见，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各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地位问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思路有其合理性，目前已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例如，在IMF改革过程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配额比例将至少会提高5%，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也将至少增加3%。但是，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欧盟提出的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关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严格的薪酬限制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而对金融交易税的提出，美国财长盖特纳也认为时机并未成熟。显而易见，美国之所以对欧盟的建议反应冷淡，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力图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在IMF的话语权争夺方面，欧美双方也互不相让，各执一词，美国要求减少欧洲国家在IMF中理事会的席位，而欧洲国家却拿美国的一票否决权来反向施压。欧美国家作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重要力量，两者之间的严重分歧无疑会阻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