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内需不足“瓶颈”制约严重，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分配关系不合理和民生发展缺失。国有经济的某些垄断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
四、节能降耗和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非常高，与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历程类似，我国能源需求也进入快速增长期。同期，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达到10.2%。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各国都经历了能源弹性系数大于1或接近1的阶段，2002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该阶段以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为特征，即进入所谓“土木钢铁经济时代”，这里面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的超常因素。合理因素在于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衣”、“食”低能源依赖型转向“住”、“行”的高能源依赖阶段，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钢铁、建材等能源密集型产品需求大大增加，使得工业化出现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合理因素在于地方政府等非经济因素推动的非理性发展，缺少政策引导的过度发展，以及消费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消费行为等。
合理因素的存在加大了调控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难度，不合理因素放大了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如果单靠市场手段，短期内将难以取得明显节能减排效果。“重症用猛药”，这也是大力推行淘汰落后产能、新增产能实施严格的准入门槛、推行区域限排政策，着力推行项目审批问责制、执法不力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等制度，以行政手段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过度使用行政性工具，不仅有技术难度和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会带来社会不公，还可能制造假象、做表面文章，但这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是在当时能源需求急速扩张、安全事故频发、生态环境日益恶劣、能源安全日益突出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五、眼前的许多现实问题也亟需解决，如物价问题、房价问题、油价问题、股市问题等等
以上这些一连串问题就像是中国经济身上的病菌，只有尽快消除这些不良病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平稳持续发展。
2010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唯一能够暂时阻缓一下这个趋势的，是日元的升值。在2005-2007年的三年中，全球经济增长为4.8%（以IMF所公布的平价购买力计算），其中中国贡献了1.1个百分点，美国贡献了0.6个百分点，欧洲贡献了0.4个百分点，日本贡献了0.2个百分点。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几乎等于发达国家三大经济体贡献之总和。在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跌至2.9%，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为1个百分点，而美、欧、日三方加起来才有0.4个百分点。至于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0.8%，其中中国的贡献度维持在1个百分点，美、欧、日则分别拖世界增长后腿-0.5、-0.6、-0.3。没有了中国增长以及来自中国的机械、商品订单，全球这两年的增长将不堪入目，中国因素是世界经济得以避免重蹈1929年式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规模总量约为美国经济的30%。但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却在近几年爆炸性地增长着，这一点在国际原材料市场和建筑机械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世界贸易中1/3的铁矿石，1/5的铜、锌、镍、铂，是被中国人买走的。全球大米、棉花总需求的1/3来自中国。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有40%来自中国。世界上生产的水泥中60%被浇注在中国土地上。全世界出口的重型机械中三分之一被运往中国。中国在以每年建起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着城镇化建设。在今后五年，中国各城市落成的地铁线数量约为目前世界上所有地铁线总和的两倍。过去几年中国每年新增发电能力差不多相当于英国现有的全部发电能力，英国（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花了120年建成的发电能力，被中国人一年搞定。
中国需求上下浮动，对美国、欧洲经济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却绝对是举足轻重的。日本的经济复苏，动力几乎完全来自出口，其中对华出口是主力。中国在2001年以前是巴西第十二大出口国，而现在已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对铁矿石和大豆的强劲需求，将巴西从本世纪初的严重汇率危机中拯救出来。几年前，上海期货交易员早上看伦敦市场来定价，现在，伦敦期货交易员早上看上海市场后再开价。
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00年的1560亿美元暴涨到目前的2.272万亿，中国资金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买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成为支撑美国债市的重要力量，维持着储蓄率接近零的美国经济的运作，可以说没有中国资金的支持，奥巴马的赤字财政政策和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难维持。随着欧洲传统基金撤离美债，中国资金对美国国债和金融稳定的支持，和美国订单对中国出口和就业的支持一样重要。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是金融海啸中的一支生力军，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打听“China Money”的去处。受资本管制的限制，中国个人资金的海外投资规模还不大，QDII的初步尝试也似乎并不成功，但是相信个体资金以各种形式出海乃大势所趋。中国热钱差不多快把香港的豪宅淹了，笔者看来热钱在那里复制着1997年式的泡沫，只是今天中国吹泡泡的肺活量大多了。
日渐崛起并向更多领域延伸的中国制造业，是中国对世界影响力增加的又一个见证。中国的服装、鞋类、玩具业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前几年电子业也出现了重大突破，在国际市场上份额急速上升。近来中国制造业优势向重、化工业的延伸，开始对欧、美、日、韩等的传统强项构成重大冲击。中国的钢铁和化工业已经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通讯、机械类出口不仅数量大增，质量也开始向美欧传统制造商看齐。笔者相信，五年后中国制造的汽车会在底特律街头行驶，只是多数还是挂着美国的品牌。
中国还掌握着下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钥匙。这轮金融危机，不仅令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和几千万个就业机会被摧毁，也标志着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破产。美国那种寅吃卯粮式的过度消费，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各国因此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考验，世界贸易与消费必须得到重新平衡。
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波及的时候，我们只有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增强中国经济的抵抗力，才能够将这场危机带给我们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