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捷报传给北京后，王阳明叫来他的弟子们，问他们，你们是不是等着喝一顿？弟子们说，理应庆祝啊。王阳明一笑，说，好啊，那咱们就喝点。弟子们很纳闷，因为王老师平时是很抠门的。王阳明说，这顿饭，我是应该请你们的，因为这是一顿感谢饭。
弟子们很惶恐，说，老师，上阵杀敌的是那些将士们，运筹帷幄的是您老人家，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王阳明说：“你们做了很多，听我道来。刚开始时，我处理问题，尤其是有所赏罚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率性，生怕对不起你们，怕与我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那些事情后我还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总想着那些事，经常想赏罚分明公正否，想着如何改过。直到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随心，这才心安理得。这就是你们给我的帮助。”
学生们如梦方醒，这正是老师经常提到的“知行合一”啊。
接下来要做什么，王阳明先是给北京方面打报告，说要回老家休养。在等待报告时，他决定做点事，而且他知道该做什么，这也是“知行合一”。
剿匪时，很多匪徒投降了，当了顺民。当兵的退伍后一时之间还很恍惚，更何况是土匪。这些人多年都不种地，见到好东西，本能反应还是抢。如何把他们教化成顺民成了王阳明最重要的任务。
王阳明首先从他们的生活环境入手，举乡约、办社学，大行礼乐教化。把那些做过土匪的人每天都聚集在一起几个时辰，给他们开会，传达中央精神，让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一种洗脑战术，战术运用几天后就得到奇效，一些人头晕脑涨，发誓再做贼就是狗娘养的。
不过，王阳明在南赣做的真正的大事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刻印了古本《大学》，二是刻印了《朱子晚年定论》。《大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极重要的名著，原本，《大学》只是一本，但被朱熹和程氏兄弟生拉硬扯地分成了经、传两本，这三位老人家可是高手，见到里面有不合阅读的地方，就添进了字。朱熹后来把《大学》编定成为“四书”之首，就更没有人对这部经典进行怀疑了。
王阳明早在龙场悟道时，就感觉朱熹的《大学章句》不是《大学》的本来面目，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在跟弟子讨论时才提出，并没有行之纸笔。现在他有时间了，所以，就把自己认为的《礼记》中的原本《大学》提了出来，他自信地说，这才是古本《大学》。
“古本”这两字是“真”的意思，王阳明搞了个古本《大学》，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朱熹的那个是假的。他在前言中说：“《大学》谈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两个字——诚意。”接着又说，朱熹居然找不到中心思想，搞出了“格物”两个字，可见，他那本的确是假的。
所以，他把朱熹的分章补传去掉，然后在旁边加上了去掉的原因，并作了自己的解释。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熟悉王阳明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他最出色的著作，但还是有人为得到他的这本古本《大学》而激动万分，废寝忘食地阅读。
《朱子晚年定论》是他做的第二件事，他把朱熹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到一起，称为朱熹的最后结论，然后又把朱熹之前与此相矛盾的话归纳为朱熹头脑发热的结论。这好比说，牛顿后来相信世界上有上帝，这才是真实的牛顿，而他说万有引力是他在扯淡。
王阳明的善后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他的学生也为老师锦上添花。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王阳明的语录，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传习录》。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就是个名言制造机，随便拿出一句话来，都让后来的儒生发狂。《传习录》的主旨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
反过来说，如何达到至善呢？这就有个先后的问题。许多人都认为，格物自然为先，一旦为先，就会欢喜外物，步入支离之境。但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可知识是无限的，最终会离大道越来越远。也就是说，当我们走出第一步时就已经错了。
该如何正确地走出第一步呢？《传习录》指示：应该以诚意为起点，这样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淡然，这是看得见的善后，看不见的善后是下面这件事：
在准备搞定池大胡子前，王阳明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于是，他洋洋得意地给他的一个学生写信。信中先是回顾了他的奋斗历程，最后，依然是告诫学生们要好好修行，所以有了下面这样的话：“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我来铲除几个小毛贼，不足挂齿；你们扫荡心中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这才是为丈夫不世之功业。”
“山中贼”自然是南赣那些盗匪，但“心中贼”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