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亲书诗词赠与臣下，以往并无先例，同时又担心给军部的刺激太大，所以长期没有公布。
“一·二八”事变历时35天，日军四易主帅，死伤3000余人，同时还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联合干涉，日本一度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但“一·二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1933年1月３日，关东军步兵第四旅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占领了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山海关。3月中旬热河全省沦陷，４月17日滦东地区也被日军占领。
关东军出兵热河，曾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首肯和批准。1933年３月24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奉命回国向天皇报告热河的作战情况。据冈村宁次的回忆，天皇“颇为热心地听取了我的上奏”［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页。。４月15日，天皇裕仁还向侵占热河的日军颁赐了敕语：“在热河方面作战的关东军将兵，冒风雪逾艰险，长驱速进以寡敌众，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汝等将兵应养其锐力，朕深有厚望。”
裕仁天皇虽对关东军侵占热河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但对关东军越过长城占领长城以南的滦东地区，却有些忧虑。关东军在滦东一路深入，英国政府为其权益曾向日本政府提出过严重抗议，裕仁天皇对此惊恐不安。另外，裕仁也担心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深入会付出惨重的代价。４月19日，天皇召见陆军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曾当面质问：“关东军还没有从滦河一线撤退吗？”被召见后的真崎立即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发出密电，表示“如不立即撤退，将奉敕令下达撤退命令”。４月20日，关东军司令部只得密令关东军陆续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
５月２日，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商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降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并奏请天皇批准。关东军司令部于次日便下达了入侵关内的命令，关东军再次向滦东发起进攻，同时强渡滦河侵袭滦西，华北形势危在旦夕。５月31日，蒋介石政府被迫与日本缔结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被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塘沽协定》签订后，裕仁天皇曾亲临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此后，日本政府更是得寸进尺，在华北频繁制造事端，并先后迫使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主权。1936年４月，经裕仁天皇批准，华北驻屯军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原来的两个步兵大队扩大为由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坦克队、骑兵队、工兵队组成的战略兵团，总兵力扩大到5000余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地位也随之升格，由少将级升格为中将级，由军部任命改为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日本陆军第1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成为由天皇亲自任命的第一任司令官。日本军队的各项变动，骤然使华北地区乌云密布，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