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八号院里，从没有人见过乔雅上厕所。八号院比别处更幸运之处就在于有一个自己的公厕，在冬天，这院子的人出了家门，走几步路就能方便，附近一些院子的人则不得不冒着严寒，急冲冲地往这儿赶。那么乔雅是怎么解决她的问题的呢？奶奶一连几天留心观察，找到了答案。原来乔雅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远征一刻钟，去南桥粮站的公厕暗中行事。我奶奶私下逼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夏明远含糊地说，她大概是嫌院子里的厕所不干净吧。何至于此？粮站的厕所又干净到哪里去？齐凤珍对此极感迷惑，却不声张。最终，完全是凭借一个老太太的直觉，她猜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那就是乔雅是个拿腔拿调的女人。乔雅在藏起自己认为不堪的一面。自她过门以来，我奶奶不仅从没见过她上厕所，还从不曾听到她咳嗽、吐痰和放屁。乔雅从不抓痒，从不打鼾。她从不把内衣裤晾在院子里，而是像个守财奴似的晾在自己房间窗台下的小绳子上。我奶奶乘胜追击，把侦察行动深入下去，终于发现了另一个被隐藏起来的事实：这对小夫妻一直在偷偷使用避孕套，用过之后就由乔雅藏起来，上班的时候带走扔到别处去。至此，乔雅为何始终无法怀孕的秘密就败露了。
双方家长坐在一起郑重商讨，形成了一份口头上的“我们老人的意见”。乔雅又一次屈服了。夏明远倒是感到无所谓。他的生殖力远胜其头脑，几乎一天都没浪费，十个月后，承担着挽救婚姻重任的孩子就出生了。
在乔雅怀孕前两个月，于蓝也第二次怀了孕。这对朋友渐渐活动不便，应付上、下班已感艰难，联系也就少了很多，只好相互写信倾诉苦闷。一个刚入行的邮递员不免对这种神奇的通信大惑不解。
由于父亲就在邮局工作，乔雅对于如何不花钱邮递信件了如指掌。她和于蓝给对方写的信都不贴邮票，并且把寄达地址和寄自地址颠倒过来，这样一来，在街头发出的信，就被退给在街尾的对方，反之亦然。实际上，她们都把信投进同一个邮筒。这种免费的邮递活动带给她们一种冒险的乐趣。有一次，乔雅甚至直接在信封背面写了一句话以发泄自己对怀孕的不满：
最高指示：人类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生育！
可是这一切并无益处。她日益苦闷。妻子怀孕期间，夏明远像天底下所有男子汉一样对她疏于照顾。这在乔雅口中被夸张为不闻不问。偶尔他下班后与工友喝酒，晚归之时，她泪痕已干，一言不发。虽说丈夫只不过是参与凑份子的廉价酒局而已，可是她看清楚了，他这个先进生产者是个奢侈自私的混蛋，而工人阶级就是下班之后喝三个小时啤酒的阶级。乔雅的身体日益膨胀起来，生命的炉火却黯淡下去，全不知未来是否有某个难以捉摸的时刻，好风再吹，好火再燃。
问题在于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全部所需既非像于蓝那样是一个可令其心折的男人，也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是一个日子过得好的婆家，而是去北京读大学。就像小时候妈妈索玉琴带到餐桌上的不是饭菜，而是“代食品”一样，命运再次为乔雅派发了替代品。一个皱巴巴的男婴。
当这个营养不良的、颇具土豆和泥鳅的气质的婴儿被技术粗劣地拖出产道，旋即又被抱回到市立第五医院的一间拥挤了七名产妇和她们的婆婆、姨婆婆、姑婆婆、奶奶婆婆及后者们为了防盗而永远随身携带的装有鸡蛋与红糖的小篮子的病房里时，乔雅还没有从麻醉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她耳边听到一声小猫般的哼吟，穿透了煮着医疗器械的高压锅的尖利沸叫声，那正是她的儿子因为不愿来到人间而发出的懊恼啼哭。再也没有比这声音更令她难过的了。她闭着眼睛，拒绝看婴儿。她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漂浮着，却从未有过地清醒。人生就像一首悲伤的歌，如今又增加了新的痛苦乐句。她很冷。她抱紧了胳膊，抱紧又抱紧，在乙醚的气味中抱紧了宇宙之外另外一个孤独的乔雅。可是，她的抵抗是不可能持久的。两个小时后，她已经不得不做出喜爱婴儿的样子。我猜想，当众做一件纯粹生理性的事情也曾令她难堪：喂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