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命中注定就是要念卫理的。不但初中联招除了卫理其他的学校一律考不上，高中联招也是如此。我在这所环境整洁幽僻、充满着宗教气息的女校里，一住就是漫长的六年。
卫理女中是陈纪彝女士创办的，她曾经是蒋夫人的英文秘书。这所学校隶属于基督教的卫理公会，校舍紧邻着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里面的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大部分具有小康以上的家庭背景。
当时的外双溪还没有商业化，草山的墨绿尽收眼底，湍急的流水清澈见底，分贝最高的噪音大概就属往返的摩托车了。卫理女中的校舍从水平面沿着山坡一路盖到阳明山脚下。学校大门直直地往上走，两旁是面积一大一小的操场，走到底便是三阶层的行政大楼和教室。面向行政大楼再朝右边的坡路往上走，左排是大礼堂及综合教室，右手是大操场，操场的对面则是一横排的宿舍和饭厅。
起初住进学校心情是一喜一愁。喜的是终于可以脱离新北里的“能趋疲”，脱离母亲的负面精神暗示；愁的是乍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一群娇生惯养的女孩儿朝夕相处，真不知会是什么局面。那时学校的规定非常严格，平日里不准吃零食，不准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往来，不准出校门一步，只有上写生或自然课时，才能在老师的带领下跨出校门。周末则是返回原生家庭的快乐时光，父亲为我安排每个周末暂住在台北的干爹陈公亮先生家中。干爹是父亲惺惺相惜的老友，也是一位才情丰富，待人宽厚，注重生活雅趣，曾经显赫而逐渐寄情于戏曲、古玩、金石和四柱推命术的闲人。干妈郑真女士年轻时则是福州美女，四十多岁的年纪依然有自己的韵致。她具备高度的服务精神，待人周到，做事极为仔细，最巧的是，她竟然是卫理女中的董事之一，也是卫理公会的基督徒。
干爹、干妈有三个儿子，大愚、兆熙与兆隆。这三位干哥哥的心性、倾向与发展，只能用兵分三路来形容——大哥是异途成就，以后现代的话来形容应该说是另类人士，青年时颇为叛逆的他后来竟然成了密宗的阿阇梨；二哥是标准的正人君子，我住在他们家的时候，他政大还没毕业，满怀儒家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关切，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一直在“新闻局”担任参事；兆隆的小名叫小龙，小时候是精通天文及生物的资优儿童，每次到台中来游玩，他一定为我讲解动植物的特性与名称，长大后虽然以经商的形式谋生，仍未改对大自然的喜爱。我时常戏称他是游牧民族转世，因为一根牙刷就能走天涯，经常开着旅行车半夜三更往山上跑，在溪涧里摸鱼抓蛇，抓到了又放生，累了就在车里睡一觉，车上狗味熏天，他也甘之如饴。这三兄弟替父母分别取了外号，干爹叫“大不乐”，干妈叫“偏偏不”。旁观他们与母亲抬杠的逗趣画面，令我较能释怀自己与母亲的紧张关系。我当时发现太疏离的母亲和太周到的母亲，同样令孩子消受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