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四岁的时候外祖母染上了猩红热，当时的人不懂得隔离，结果全家都发高烧，呕吐，出红疹子。母亲说她“浑身上下整个儿脱了一层皮，原来密密实实的头发几乎全秃了，扎起小辫儿来只有一根小拇指粗”。这场猩红热夺走了母亲同父异母的三个兄弟，尤其是那位聪敏乖巧的幼弟最令母亲惋惜与哀恸，她说：“这几个宝贝儿子一死，我父亲也没什么活头了，第二年就跟着走了。”剩下一屋子没主的女人，既然人夺不到了，那么赶紧夺些房产吧！母亲一手的好文章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下发挥了长才，十四岁便替她母亲这房的亲戚写起状子、打起争房产的官司来。
母亲二十岁的时候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热衷于政治、很干练、经济情况不差的男人，唯独相貌这一点令她感到十分遗憾。那时母亲已经就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她的诗文造诣都相当不错，头脑也颇有见地，但受制于时代和大环境的保守力量，只好为生存而嫁给了那位自己并不十分中意的男人。
抗战期间母亲一个人住在重庆的歌乐山上，一住就是八年。她那热衷于政治的丈夫当时已经是活跃的共产党员，母亲与他总是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见上一面。母亲一直想生个孩子，但是却从丈夫那儿染了淋病，造成输卵管阻塞，试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打通。她一个人住在山上寂寞得发慌，陪伴她的只有书籍和服侍他们家三代的老李。
某日在歌乐山上的一名友人家里母亲见到了正值盛年的父亲。母亲形容父亲“唇红齿白，一脸的青胡楂子，他左手拿着雨伞右手拿着拐杖，头上还戴了一顶呢帽，眼神迷迷糊糊的，样子好看得沁人”。其实母亲当年也是颇有风韵的，她个子虽小，但比例匀称，皮肤特别白净，眼神里有股穿透力和水灵的黠慧。那一天他们都对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他们在上海的友人家中巧遇，那一回电路算是真的接通了。父亲回沈阳后母亲开始一天一封情书往沈阳寄，她倾诉自己的情境如同地狱一般，希望父亲能带给她一个重生的机会。母亲的情书写得好极了，字又漂亮，父亲感到愈来愈无法招架。当时父亲和潘阿姨以及我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道钧与道扬）早已分开。父亲回沈阳后本来和潘阿姨还有复合的机会，但因为母亲极力想得到父亲，所以玉璞阿姨就退让到美国留学去了。父亲的性格里有逃避倾向，他并不是不愿意负责，而是无能面对现实困境中的人际纠葛。沉默寡言、不擅言辞却又善感的他一旦被迫做抉择，或是必须以沟通的形式了断一份难解的情感，他往往一走了之什么交代也没有，这样的行径令他的两个儿子到今日都不肯冠他的姓。
父母亲各自脱离了原本的婚姻伴侣开始生活在一起，他们既没有和元配离婚，彼此也没正式结婚，但日子久了熟稔的朋友便自然称呼他们为胡先生、胡太太。在那个年代，他们的作风算是大胆率性了。
胡先生与胡太太初期的两性生活应该还算亲密，我依稀记得两三岁时的一幕场景——爸爸和我在台中育才街日式老房子里的那张挂着大蚊帐的床上玩耍，我腻在妈妈身边嚷着要吃奶，爸爸挤到我们中间一把搂住妈妈，故意让我吃醋，逗着我玩..
他们在上海生活了一年之后国民党就溃逃了。父亲起初并不想到台湾，但被母亲说服了，于是开始整理繁琐的衣物，准备搭船去台湾。临行前父亲决定把属于他勤务兵的一张行军床送给母亲的一位亲戚，那位亲戚前来取床时却被母亲半路拦截，父亲为此事甚为不悦。母亲的性格中有很高的掌控倾向，加上童年的不安全感，令她对物质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而父亲这位没落王孙对面子和尊严的需求又总是远远超过金钱和物质。半路拦截的作风伤到了父亲的颜面，不善于沟通和表达的他，就把这件小事埋在心底，开始质疑起两人价值观的差异。
1949 年的春天，父母搭船来到台湾暂居友人家中。父亲在政治理念上早已无法苟同老蒋的独裁作风，尤其是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赔款这件事，父亲认为完全是越俎代庖，不尊重民意，因此不得已转而支持他也不十分欣赏的桂系将领李宗仁。那时有一群民主派的学者准备在香港支持李宗仁搞所谓的第三势力，父亲觉得与自己的理念比较接近，于是时常往返台港。他在香港住了一年半后，发现第三势力尚不成气候，只好郁郁不乐地回返台北，参与政治的热情从此低落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