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则世缘易堕；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持。
——《省心录》
出世、入世本是佛学语言，但这种精神并非佛教专有，道家、儒家都有类似的理念，只是因佛教声望而为人熟知。南怀瑾在《宗镜录略讲》里说，出世和入世是佛法大乘的精神道理所在，要想出世，必须曾深入世间，透彻人情世故，洞悉世间理法，然后才能谈出世，修炼跳出世间困扰的出离心；入世，往小里说是要创造事业，往大里说就要济世救人。没有出世的真精神、真心性，就谈入世的圣人事业，容易被世间因缘牵引堕落。
南怀瑾教育弟子修炼理想人格，就是用孔孟的处世方法，学道家的逍遥功夫，参佛家的理性奥义，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后，出世成佛，入世己立，乃至立人而及天下，成为有用之人，能为他人不能之事。他在《狂言十二辞》中以亦庄亦谐的笔调说：“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鬼半人之世，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先生的自画像。
2005年9月，李敖来到北京法源寺参观，有记者追问李敖：出世和入世相比较，更喜欢哪一个？后者巧妙地迂回：“能入世才能出世，反过来也一样。”李敖的回答就是要二者兼顾，不分彼此。所以他反对在入世之前就出世。四大皆空也不仅是跑到庙里当和尚，低眉合什，念念有词，如果只是那样，那他就是个自私的家伙，没有真正地解脱，也谈不上真正的人生。
他主张要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经过一次升华而达到返璞归真，如此才会“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为此，他十分崇拜具有这种境界的高人——王安石，因为他努力救世，不计得失，进退疾徐，从容无比，是具有真佛心的特立独行者、大丈夫。
王安石写过一首题目为《梦》的七绝诗，诗中这样写道：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认为人生如梦，并无可求，所以他心如止水，什么都不追求。但在一个境界与另一个境界的跳跃间，他为世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所以，李敖会感慨：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人才是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
其实，王安石早年勇于救世，对强调出世的佛教并不认同，后来经过反省，始悟进退出入之理，不可妄分高下。所以他才会在《读〈蜀志〉》一诗中评说刘备之不足。刘备于乱世之中立志救国，对许汜“求田问舍，言无可采”，认为他不知忧国而忘家，没有救世之意。但王安石慧眼独具地看到：三家逐鹿，于身于世并无好处，世人只知入世而不知出世，结果徒自劳苦，有失高明。
佛门的精神是先把自己变得虚妄，领悟“空”的真谛，在一无可恋、一无可惜后从头再来，把妄成真，死去活来。出世以后再入世，就是“看破红尘”再回到红尘，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这才是真正修成正果，而王安石等高人都到了这种火候，哪怕最后以杀身成仁成其一舍，也要此梦成真、此生不枉。
没有入世的脚步，就登不上出世的峰巅，难脱世俗，身心囹圄；缺乏出世的眼光，则看不透人世的风云，难享人生，不得悠闲。若合二者之长，当以出世之精升华于入世之体，以入世之业促进出世之义。做到此种境界的人不多，弘一法师算得一个，其传奇一生以出世与入世为界分为两段，而这两段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之前是风流才子擅长音律诗画，潇洒多情怀拥如花美眷，后来终于皈依佛门，成了一代宗师。
在入世之时就有出世的意识，所以他的为人超凡脱俗，他的艺术清新雅致。选择出世，他找到入世生活的自然归宿，所以能持守清苦，自得其趣。朱光潜先生说弘一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为他出世并非不问世事。如在抗战期间，他鲜明地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所以，他出世并非厌世，也非逃避，只是对诗意栖居人生境地的一种追求而已。 难怪张爱玲会感叹：“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过“中国的圣人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其实外国的圣人也多是如此，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甘地是印度人中的青年才俊，活得很潇洒，但在英国人看来他就是三等公民，所以会被英国人车长从火车一等车厢抛出来。这让甘地猛然觉醒：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密切相关，覆巢之下绝无完卵。在树立了争取印度独立自主的远大目标后，甘地决心放弃个人安逸，扔掉西装革履，换上粗布拖鞋，不吃山珍海味，只吃素菜粗粮，与百姓打成一片，激起人民的共鸣。甘地能够出世，甘于过苦行僧的生活而不觉苦，他又有入世的抱负，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来普度众生。主动绝食与不怕坐牢是甘地制胜的两件大法宝，虽然他日益瘦弱，但人民却逐渐壮大，终于赢得祖国的自由。
当今社会纷繁复杂，既不能入世太深，也不能超脱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就会事半功倍。 “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不妨将此言视为你的人生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