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
南怀瑾在《论证别裁》中有一小节讲解的是“淡泊以明志”，就是以上述引证作为例证。子夏求教于孔子：笑容迷人而俏皮，眼睛美丽而传情，在白底上画了很漂亮的图画。要怎么理解这三句话呢？ 子夏虽然明白字面意思，但觉得这三句话说得有点莫名其妙，所以问孔子如何理解。孔子回答说：绘画之后方显素色可贵。子夏是个很聪明的人，一点就透，他追问道：“是不是说我们在礼仪的形式背后更要注重‘礼’的精神？”孔子不得不感慨子夏之智，赞许他说得很对，而且启发了自己，算是真正懂得诗了。
南怀瑾分析说，“绘事后素”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人要从绚烂归于平淡，返璞归真。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沉迷于繁华，至少不应该太过分，要讲究一个“素”，也就是平淡，这和孔子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息息相通。于是乎南怀瑾感慨：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也是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何谓大智若愚？这是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看起来笨笨的，最平凡的人也往往是最了不起的人。英雄能成为英雄，关键在于他能坚持本色——平淡。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著有《冰鉴》一书，主要讲的是识人、用人，他就主张要用带一点乡气甚至是土气的人。曾国藩将人才分为官气多型和乡气多型，官气多的人爱摆架子，论资排辈，说起话来四平八稳，做起事来八面玲珑，但却毫无生气；乡气多的人有点争强好胜，爱出风头，说话办事从不顾忌别人的眼光。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对有官气、不实干的官僚深恶痛绝，而宁愿提拔有乡气的人。
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这样朝廷才能日益昌盛，国运兴隆。曾国藩所看重的“纯朴”是他以德为本的用人原则，主要是指无官气、不虚夸，踏实苦干的人。所以他提拔的彭玉麟、左宗棠等一班能臣尽管后来位居高官，有权有势，却依然保持了平凡本色。
淡味容易调味，白色容易配色，所以保持本色的品质难能可贵，古人所说的无本无立，大抵此意。当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大英雄，那需要能力和际遇，但至少我们可以拥有大英雄的境界，退而求其次，成为风流真名士亦不枉然。
中国历史上的风流名士数不胜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阮籍。身为竹林七贤的阮籍虽然行为乖张，无视世俗，却又是彻底健康的。《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阮籍喜欢喝酒，经常赶车出游，一路畅饮。而平日闲下来，他就去邻居的小酒店喝上几杯，有时他还约上好友王戎同去，阮籍喝醉了就在老板娘的身边躺下睡觉，一点儿也不避讳老板娘是个美人。酒店主人开始放心不下，暗中观察，但发现阮籍只是喝酒、睡觉，别无他事，于是释然，对阮籍欢迎如故。阮籍将世俗规范看做伪善而加以蔑视。与此同时，他能遵从本心，打破并超越常规。醉倒在美妇身旁却别无他意的阮籍，保持和显示了是真名士自风流的精彩。
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对魏晋及那个时代敬畏有加，虽然那时动荡、变故，但士人的个性却得到了自由、尽情地张扬，故而涌现出太多的风流人物，以致后人要用“魏晋风度”来评判那个时代的人物。在那长长的一串名单中，与阮籍并列的名士辈出，王弼、嵇康、山涛、刘伶、谢安、支遁、顾恺之……当然更少不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
陶渊明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而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甚至出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虽然迫不得已，他“违己交病”异常痛苦地当官，却也要有所原则，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潇洒至此，非有“安贫乐道”之遗风不能为也。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达”与“穷”的变迁，完成了“入世”与“出世”的融合。他在时仕时隐的经历和是仕是隐的思量后毅然归隐，“卜居于穷巷，寄身于草庐”，终于领悟了生命真谛，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忘怀得失”，所以“欲辩已忘言”了。
英雄难成，风流易得，而集英雄与风流于一身的又有几人？想来，曹操算得上是一位。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一句话让人过目难忘，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样的话非曹操不能道也！他以简朴的文笔直抒胸臆，不加掩饰地将他一生的抱负示之于众，虽然锋芒毕露，却让世人难以反驳，英雄本色一览无遗。
而在其英雄本色之余，曹操还开启建安文学风气之先，表现了名士之风流的一面。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短歌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龟虽寿》流传至今，文治武功自可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