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重庆”号起锚，驶向吴淞口，“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见此，不禁心间暗暗喜悦：刚刚谋划好起义，军舰就启航了，真是天遂人愿。谁知，军舰才驶出黄浦江口，便抛锚待命。
不久，即有消息说去青岛拖浮动船坞的任务，已由“峨眉山”号登陆舰执行。对“重庆”号的去向，众说纷纭。有说将开往台湾，运送银元；有说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毕重远他们原定的计划。如果军舰开往台湾，还可见机实施航行中起义；但若军舰驶入江阴，承担阻止解放军渡江任务的话，麻烦就大了。江阴一带江面狭窄，军舰掉头困难，且完全暴露在江阴蒋军炮台炮火射程内，起义将冒舰毁人亡危险，失去起义原有的影响和意义。
毕重远同几位起义骨干商议，为了避免驶入江阴，使起义流产或失败，应根据新的客观情况，变原定的航行中起义为停泊中起义。但停泊中的起义，要比航行中起义难度大得多。军舰的起锚、启动和准确使用电罗经、航海图，最短也需4—6小时，这期间一旦出什么纰漏，就会受到周边蒋军其他舰只和空军的围攻，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尽管有如此风险，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宁愿冒险停泊起义，也不愿驶入长江内坐失起义机会。毕重远见几位骨干有决心，遂在281雷达室召开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提出在吴淞口实施停泊起义，趁夜深入静，突然暴动，把军舰开到解放区。
由于停泊起义风险很大，同时谈论的不再是起不起义，而是立即实施起义，将愿望转为行动，有些人思想准备不足，难以适应，与会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感到势单力薄。
正在争执中，刚刚发展的成员杨际和来到281雷达室，见聚集了很多人，埋怨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开会，不要脑袋了?”他得知要在停泊中起义，认为太危险，拼命反对，也不愿听任何解释，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说罢气冲冲离开会场。结果此次会议没能就起义细节进行讨论，不欢而散。
杨际和的行为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立即通知发展杨际和的人，对杨佯称“多数人不愿停泊起义，已经散伙不干了”。
就在这之后雷达室的于家欣探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去江阴的航行图也已准备出来了。紧接着，满载的驳船相继靠上军舰，把弹药、油料、给养、淡水补充得十分充足。赴江阴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迫在眉睫，起义行动，再也不能延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