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池谈话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召集会议，当面批评田家英调查回京后不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却在居仁堂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文件。此前，毛泽东决定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由田家英主持。可会后毛泽东就让叶子龙通知田家英，把文件起草工作交给陈伯达去做，不必再参与了。
一个多月后，北戴河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时强调：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些知识分子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邓子恢、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挨了批，毛泽东更加深了他对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的印象。江青乘机给田家英扣上“资产阶级代表”的帽子，并到处宣扬。
经历了这一系列会议和变故，站在田家英这个特殊的角度，或许他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两个主席之间，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政策认识上的差异：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把困难局面产生的原因分析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感到过于刺激，不愿意接受；把包产到户视为不能容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检讨中，在涉及包产到户问题时，依旧只字未提刘少奇委托一事，一个人默默承受了打击和委屈。
董边记得在那段时期，田家英一再提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中央的团结。但她始终没有弄清楚他指的是什么。他内心无处倾诉的苦衷，此时此刻她才渐渐明晰。
随着运动的升级，矛头渐渐指向刘少奇，董边也参透了安子文厉声制止她言及此事的用心：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了自己头上；如果自己把这内情一说，这“罪状”不就又安到刘少奇的头上了吗?既然田家英已经逝去，就让他一个人顶着这一“罪过”吧。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包括刘少奇被公开批判的时期，董边始终缄口不言此事。
“篡改毛主席著作”罪名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漩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按逄先知的分析：毛泽东对田家英“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