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公平地讲，克利夫特，还有他营销领域的同僚或企业其他部门一样，他接受传统市场调查的其他作用有效性并用以描述现行或近来的活动。市场调查根本上设定个体对该做什么事独立地做出决定；这是调查的衡量内容。这样的调查极少充分地反映人类行为的背景——调查很少费心思去考虑任何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社会性的事实，因为这是我们种群的本性。
这一点应该算不上惊奇。我们使用的工具反映出我们暗含的文化设想。工具提供了文化设想描述出的世界中的细节；我们根据这些工具行动，因而我们共享的世界观反复得到加强。要超越我们挣扎着不要失去方向灯的意识而看清方向，这几乎不可能。
虽然奥尔波特兄弟均早已逝世，而且很多其他的思维工具和方法已经产生，并且现在被不加思考地接受和使用，但是比起这两位沉默寡言、勤奋刻苦的美国人，很少再有人能对我们企业界的人看待人类行为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们是实际的“我”的思想家。
专家观点
但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更加深刻。我们坚持认为，某些个人就是比别人优秀。更加聪明，更加博学，就是更加卓越。
我们爱专家——每当有健康担忧时，我们期待一位政府专家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指导我们的情况是否安全。而当专家把事情搞砸时，我们都会体验到可怕的失望。我们对没能预测到暴风雨的天气预报员感到很生气(例如迈克尔·菲须在1987年对大飓风的错误预报)。或者体育广播员在我们最喜欢的球队惨败(几乎总不可避免)之前预测球队将轻松胜出。
事实上，预测是个很有趣的例子，证明了我们对专家的信赖是多么冥顽不灵，证明了我们的个人主义如何以多种新奇方式使我们困惑不堪。不论是体育赛事，利率增长还是选举，我们都期待专家能准确地“透露”给我们信息，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不仅仅是我们的财运何时会来。(如果专家真的擅长预测事情，你认为赌博还会在人类所有文化中如此普遍吗？如果他们真的擅长，那么他们即使没有赌业者富裕，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有钱！)
现在已经证明，和最优秀的专家(或者民意测验专家)23相比，我们更擅长预测未来。一群美国学术界经济学家建立了“预测市场”(就是所谓的“爱荷华电子市场”)来研究投资者行为。这个市场鼓励个体参与者对未来的事件交换选择权(事实上，他们以美国总统选举为未来事件)。然后把这个市场达成一致的价格和公开的预报价格(基于民意测验)作比较。为了排除公开数据影响或扰乱市场的可能性，只有民意结果公开当日才进行价格比较。这样经济学家就有大量数据点可以细细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