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此类群体行为的解释引发很多关于人类行为的思考。我们的解释揭示了我们对群体行为的潜在信条和模式：我们解释群体行为的思想(以及形成群体行为的思想)。花束拜祭本身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案例，对我们思考其他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们确定的是，拜祭不是新鲜事了。一些评论人员追溯了群体花束拜祭的历史根源，表示这种行为本来就很普遍。毕竟，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以来，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RemembranceSunday)，为纪念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献出生命的士兵们，英国军队的退役士兵都集中到白厅，纽扣洞里都带有罂粟花，临走时作为花环献给战争中的亡灵们。我参观过位于巴恩斯的神殿，是为了纪念华丽摇滚(GlamRock)的主唱马克·波兰。神殿旁边的一棵树，正是波兰和他的女朋友在一个下着雨的夜晚，将他们的迷你车撞上去的那棵树。但是这种花束拜祭行为不仅限于士兵和名人。1912年2，8名男童子军在他们从华尔沃斯去肯特的航行中溺亡。这个悲惨的消息在伦敦东部引起了群体悲哀情绪。所有旗帜都降半旗以致哀。丘吉尔首相也介入其中，保证会用海军军舰将男童们的尸体运回泰晤士河。当遗体运回时，成千上万的人群聚集在泰晤士河河畔，手持鲜花，悲伤地哭诉。所以，也许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但最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花束纪念馆”现在这么普遍？
其他的社会评论人员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他们把“花束纪念馆”现象解释为某种“大型长期趋势”(BigLong-termTrend,或者BLTT)的标示，或者用布莱克·摩里森3的话说，“我们变成什么的标示”。这已经被视为“英国女性化”或者我们正愈加多愁善感的标志，或者说，很奇怪地，标志着“阶级体系最后消亡的阵痛”(拜祭行为大部分都出自工人阶级，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我认为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中存在更多交通事故死亡事件，如果不考虑更恶性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些社会评论人员的解释，建立在群体行为是外力作用于个人的结果的观点上。(不管是否是“历史过程”，还是天空上或是水底下的什么外力！)
还有其他的解释，选择将拜祭行为追溯到1997年戴安娜王妃逝世时，公众的深刻悲哀情绪。在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整个英国似乎都处在全国悲痛的情绪中；人们开始放置花束，首先在王妃伦敦的住所，肯辛顿宫的广场上，铺设了一百万束花朵，然后越来越多，遍布全国，在王妃的葬礼上，最后在她位于奥尔索普的故居周围。在这个例子里，群体行为可以认为是某种外部悲伤事件的结果。你可以称之为群体行为的“麦克米伦理论”(MacmillanTheory)(前任首相曾经被问及政府垮台的原因——他的答案是“事件”)
不是每个人都陷入对戴安娜的悲痛中；许多人仍然对花束狂热无动于衷。我同样没有受到戴安娜“悲惨的逝世”的影响(就像小报和为戴安娜写博客的人描述的那样)，但我知道这个事件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而且我能清楚地回忆出当时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有多么混乱：平常理智的人们留着眼泪，手持鲜花，做着奇怪的事情。我问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一位——当时雄心壮志的广告经理，她以及她的个人助手为什么放弃午餐时间去参加通往肯辛顿宫的“朝圣之旅”。她的回答很简单，“我想……你知道的，……成为这当中的一份子……同样也表示我对王妃的纪念……和其他人一道。”还有一位朋友选择和他的年轻家庭成员户外露营，只为了更好地看清葬礼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