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
尽管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46年即位，但直到公元前238年才亲政。他即位后不久，骊山陵墓（图4-4）在宰相吕不韦和李斯的监督下开始修建，历时近四十载。陵墓选址在都城区的东缘，邻近其祖父和父亲的陵墓。修建工程最活跃的时期可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之后，大批士兵、徭役、刑徒征调于骊山和阿房宫，地下军队兵马俑最可能制作于该阶段。陵墓的收尾始于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之后，但肯定在军事形势迅速恶化前完工。秦始皇陵从未被遗忘，在中国，其存在一直受到关注。陵墓位于从东至长安的主要线路上，代代学者都有评论，并生发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传说。当代的关注始于1974-1975年陵墓以东约1200米三座大型随葬坑的发现，出土了真人大小的陶制兵马俑。
秦始皇陵的布局凝聚了晚周时期主流丧葬传统，并成为汉代和后世帝王效仿的典范。陵寝处于极佳的自然环境中，南依群山，北临渭水。陵区规模庞大，突出了秦始皇在当时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不像中山国王葬于普通的陵区（图3-7），秦始皇的墓葬视死如生。其陵园是南北长近2公里、东西长1公里的长方形区域，有内外两重城垣，呈东西向，四面都有门。夯土封冢占据了内城的南半部，底部今约350米见方，封土为四方锥形，侧面呈两级，平顶约25米×10米见方，历经侵蚀，现高约76米。封土之上似乎没有建筑物，但内城北半部分为建筑区和相关墓葬，这些宫殿很可能用以放置祭品和维护陵园，城垣内外的几个区域分布着其他墓葬和陪葬坑。
几种文献提及秦始皇陵的地下构造，但目前通过勘探和考察仅确定了几处细节。地宫似乎为长方形，460米×390米，有高、厚约4米的土坯砖墙，可能深至地下30多米。几条墓道通往地宫，东面有5个入口，可能是正确的路径。地宫结构和布局的细节尚不清楚，但很可能是大型木石结构的多室墓葬。文献记载，地宫上有天文图，下有地理模型，以水银为江河湖海。⑥20世纪80年代的地球物理勘测证实封土下水银含量超常。
直到骊山最近的发掘工作，与秦始皇直接相关的遗存限于度量衡、兵器和纪念其巡游的石刻（图4-2）。两件铜车马（图4-17）或许最能体现服务于秦始皇丧葬的工匠的技艺和劳作，出土于陵寝西缘附近的一随葬坑中，占据了一部分空间，其余尚未报道。车马至少比真实尺寸的一半大，像兵马俑一样，起初涂有栩栩如生的色彩。1号车马有开敞的车厢和一顶大的圆形舆盖（比较长沙出土的帛画，图3-25），由一名佩剑站立武士驾驭。2号车马为封闭车厢和坐姿驭者。尽管尺寸缩小，驭者在风格上与兵马俑士兵一致，驾车的四匹强健的马也与兵马俑中的马匹同类。车马复制了实物所有部件和配件的细节，这种对细微之处的关注是秦代作品的一般特点，忠实而全面地刻画现实。这两套车马很可能反映了秦始皇车马行列的一些风貌，其队列可能有9-81具车马。
当地农民在果园打井时首次发现了陶俑残片，引发了骊山地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1号坑为230米×62米的长方形，分为11个坑道，以夯土墙隔开（图0-3）。尽管深仅约地下5米，但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虽然长期以来陵寝周围出土了一些较小的陶俑，可似乎没人预见到还有如此宏大的工程。9个主坑道放满真人等大的陶俑，4人一排，面向东方，两边较窄的坑道2人一排，最外面的一列背向军队。东端宽敞区域可容5个坡道，布置了二百多名士兵，分为3排，很可能作为前锋。1号坑北面还发现另外2个较小的兵马俑坑，靠东的2号坑主要放置骑兵和弓箭手，西边的3号坑是指挥部，三坑内的士兵俑总数超过7000。
除了规模壮阔，单个陶俑（图4-18、4-19）堪比雕塑，是工匠的杰作。除了跪姿弓箭手，所有武士立于小块陶制底座上（马匹凭借四肢站立，没有额外支撑）。这些陶俑各重几百斤，通常姿态严肃，双足牢固，躯干和上肢平稳，这点类似曾侯乙墓编钟的支架（图3-1）。有几种陶俑姿态不同，一些车马驭者双臂前伸以挽缰绳；跨步弓箭手一腿与身体成直角，肩膀侧转以持弓；跪姿弓箭手单膝着地，侧身蹲踞（图4-19）。尽管所有武士似乎来自同一种族，却展现出许多差异，尤其是面部表情、头发和其他细节的处理。例如，高等级军官佩戴特殊的发冠，颈部系围巾，胸甲缀缨（图4-18），其他陶俑身着不同冠饰和铠甲，还有的不穿铠甲。通过添加许多修饰细节——髭须、颊须、顶髻、发辫——工匠把基本类型制成一系列个体。很多作者称每个陶俑都是独特的，因陶俑最后由手工完成，这样说也有道理，但概念上，兵马俑分为几种类型，而非不同个体的集合。
制造这些陶俑一定耗费了很多人力和时间，但没有文献材料提到这项工程。兵马俑上刻印的标记反映了作坊或工匠的批次，多数来自都城区域。这些匠人有必要在工地或附近吃住，需要监管和控制，他们的生活和劳作需要各种供给和服务，工程的管理一定如陶俑的设计和制作一样劳神。塑造用的陶土和焙烧所需的窑炉是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需要普通劳力和技术比较娴熟的工匠。兵马俑的实际制作分为很多步骤，融合了模件和捏塑，构件分步组装、焙烧、着色，前文谈到的漆器生产的多重工序与此类似。因此，骊山遗址的成就凝结了集体的劳作，没有单个建筑师或设计师留下名姓，责任最终由丞相担当，其成功之处在于将工程付诸实施——有力见证了秦帝国执行政令和标准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