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村落的居民利用周围环境中的丰富资源创造出复杂的物质文化。他们将捕猎和饲养的动物骨头雕刻成各种工具和饰物，将动物皮革制成帐篷、衣服和水囊。他们将木和竹用于建造房屋和各种其他用途，包括栅栏、篱笆、弓矢、长矛、耒耜和容器。席垫和篮筐可能用植物编成，其印记可见于陶器和房屋的灰泥，编织的衣物也是基于陶土上的印痕得以记录下来。
在人类使用的所有自然材料中，硬石和陶土尤为耐久，即使陶器破碎，碎片存留下来。故而，在居住遗址和墓葬发掘的遗物中，石器和陶器占大部分。此外，早期社会采用特殊技术加工硬石和陶土，形状和外观引起了很大关注，有时远超出单纯实用的要求。除了物理特征反映的工艺或形状揭示的功用外，精制的石器和有文饰的陶器传达了很多信息。石雕和陶饰令我们遥启这些远古先人（见后文），如同他们，我们发现了欣赏这些精制器物的乐趣。
在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器发现于山西南部黄河附近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成熟的磨制技术出现较晚，但并未完全取代制造石片的打制方法（见专题1-1“玉石制作”对石器加工技术的介绍）。约在最近一个地质期（全新世）之初，12000-10000年前，中国几个区域的采集者和狩猎者开始尝试制造磨制石器。这种石器制作延续至礼仪和实用器具都为铜器主导的有史时代。磨制的石刀、石镰、石簇及其他器物作为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青铜时代继续使用。
红山和良渚文化的玉石
软玉石料制成的物品从新石器时代的多种遗址中被发现，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方关注富产这些玉石器的两个地区。玉石制品的众多和精致激发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玉器时代”的讨论。然而，玉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突出作用没有普遍性，不像在东北和东部沿海文化中那样独特，所以这一概念似乎不宜一般化。不过，玉石在这些文化中的重要性反映了社会的不断复杂化。事实上，至此，统治阶层可能已在这些地区出现，财富分配不均、劳动分工、奢侈品的生产以及占有稀有资源都反映出这样的社会，所有这些特征似乎都适于下面讨论的考古文化。
考古发掘证实了东北大区（特别是内蒙古和辽宁）辽河流域的早期玉器文化。得名于内蒙古一处遗址——红山文化断代为公元前第五个千年至第三个千年初期，与华北和西北的仰韶文化同期。一些红山遗址呈现石头建筑风貌，包括推测的仪式建筑和墓葬。一定数量的彩陶被发现，但这里我们只关注玉石雕刻。在胡头沟、牛河梁（都在辽宁）等遗址，鸟形（图1-5）、龟形、抽象的卷曲形或云形（图1-6）的小件玉石器发现于石棺中。几处墓葬发现了另外两种典型器物，所谓的“玉猪龙”（图1-7）和“箍形器”，它们分别置于骨骸的腰和头部附近，可能是衣帽的一部分。一般而言，红山文化的玉器造型相当简单，表面细节极少。小型动物佩饰只具有象征性轮廓，少有额外细节。玉猪龙是一种带切口的厚璧，通常用简洁的线条勾画出最基本的面部特征。名称并不贴切，除了鼻和大眼圈外，缺乏可辨识的动物特征，称其为猪或龙需要想象上的跳跃。
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大量使用玉石，得名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一处遗址。20世纪70-80年代的主要挖掘发现了很多墓葬，但仍无村落的报道。一些墓葬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玉石器，单个墓中就达数百件。这个文化似乎是当地长期演化的承继，断代为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至第三个千年，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同时。发达的玉器生产不能依靠家庭制作，要寻找、开采矿石，并从远处运回，产品数量要求有大量劳力的作坊。技艺精湛的工匠一定长期从事生产，匠人群体反过来需要其他居民的支持。如同下面谈到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器，良渚玉器最可能来自统治阶层（见图1-18）。
我们可以从数十座保存完好、出土丰硕的墓葬推测许多良渚玉器的功用。排列于头和颈旁边的小珠子和小管可能是项链，手腕和手臂上的环饰大概是手镯。几种不同形状的板饰，一个三尖饰物及锥形玉也出现于头骨旁，暗示它们是头饰的一部分，可能用以区分性别。精致的头冠出现于最令人难忘的良渚玉器的图案中（见图1-10）。
发现于良渚文化的其他器形最可能具备礼仪功用。浙江杭州西北反山遗址的几座墓葬中，带孔的石钺（yuè）置于骨骸的一侧。石钺伴有一个装饰柄把的部件和一枚顶尖饰（图1-8）。钺长约80厘米，发掘者在已朽的钺柄位置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玉石。这些钺可能限于男性墓葬。在福泉山遗址（上海郊区），考古人员发现几处有很多斧钺的墓葬，尽管都不如反山出土的样例精致，这些斧钺可能是统治阶层或武士身份的标志。虽然良渚文化的钺在形状和柄把上与发现于很多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普通石钺（在大汶口的图徽中述及；比较图1-21）相似，但它们的刃未磨锋利，无论作为工具还是武器，石质易碎，不宜猛砍。反山出土的石钺还刻有一个复杂的图案（见图1-10），这也表明其主人地位特殊。
其他独特的器形不能轻易地与任何明显的用途联系起来，无论是装饰还是武器。古物学者早就知道璧和琮，但其断代和起源尚不明晰。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墓葬报告证实它们归属良渚文化。例如，常州寺墩附近的一个墓葬里，不少于24件璧和33件琮放置于一个20岁男性死者骨骸的下面、上面和周围。这些璧和琮有变色和破裂，可能是火烧导致的。发掘者推测，在丧葬仪式中，玉璧放入墓内，焚烧，尸体置于火上，然后将琮摆在死者周围。古代学者将璧和琮与天圆地方联系起来，但这些概念和联系在战国和帝国时代早期（公元前5-1世纪）方形成，没有特殊理由相信长江下游的史前居民也如此看待这些器物。这两种器物经常同时出现可能具有某种意义，璧看上去就像放大的用于纺织的锭盘，对一些现代学者而言，琮上的规则横条表明与尺度有关。无论这些器物的形状和雕饰背后有怎样的实用功能，到良渚文化兴盛之际它们已具有特殊效用。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璧通常不着修饰，而其他器形则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复杂细微的表面细节。玉琮高度不等，从2。5-5厘米到30-40厘米，分成2-15层重叠的节段，图案位于四个方角（图1-9）。图案常包含一条突起的横段，其上方相邻的器壁有阴刻或阳刻的圆圈。每一节以横段下方的凹槽和圆圈上方的阳刻双条为界。一些较小的琮，更像环镯，提示较高玉琮上的图案可能实际为更复杂母题——融合了人和动物元素的面孔——的简化处理。动物面孔一般出现于不太精致的纹饰带（如较高玉琮上的）下方，同心圆圈（这里称为“目”）突起的部分环绕以精细的刻线，两目被刻有相近线条的曲条（鼻梁？）连接，那么，其下方的横段似乎表示嘴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较小的玉琮，饰以精致或粗糙的阳刻和线雕。现在有些学者提出：刻有精致面孔、似手镯的小型玉琮实际上是玉琮长期演化的开端，并将简化的多节较高玉琮归于较晚阶段。
在良渚文化玉器最复杂的图像（图1-10）中，更精致的面孔母题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母题似乎限于某些大而引人注目的器物：钺、琮，以及冠饰或发佩。在较普通的小器物上，嘴、眼窝和两眼间的连接部分阳刻，辅以宽“鼻”。图1-10中，该图案上方有另一处浅浮雕，粗略的面容、梯形的脸、戴着类似羽冠的宽大头饰。这副面容的简化特征令人想起小型玉琮的上段图案。图1-10的两块浮雕被其间细致的线刻整合起来，线条勾画出躯干、手臂和腿。由是观之，躯体围绕着下方面孔突起的双目，手触及眼，脚爪弯曲于嘴下。小型玉琮上更普通的双层面孔母题以及高玉琮上大幅简化的重复纹案可能都与这个复杂精致的图像有关。
学者们商讨这个复合图像的身份和意义。因为很多文化中面具或图徽属于巫觋，有些人认为这些母题与萨满崇拜有关。复合图像中的人形可能是巫师供奉的神只或巫师本人。按这种观点，很多最奢华的良渚文化墓葬应该是属于巫师的，巫师入葬时大概身着盛装，佩戴珠宝头饰。瑶山（浙江）一处良渚墓葬遗址位于人工土台（或“祭坛”）内，中国考古学者认为这个土台可能是用以举行宗教仪式的。这种解释思路值得注意，但遗憾的是，此宗教的背景尚不为人所知。一些作者视这一人面母题为良渚文化族群的神灵或图腾。另一鸟形母题，目前在无出处的藏品中比出土器物中发现得多，被认为与太阳崇拜有关或为太阳鸟图腾。在几个不常见的例子中，复合人面图案和鸟的图像同时出现。更多的发现和研究无疑将会带来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