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约我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中文版撰写序言，巧得很，收到电子邮件时，我刚读完这部书的英文版，书还放在案头。我很高兴这部写中国的书能以中文出版。我与两位作者并不熟悉，此前只在书上“见”过杜朴教授，与文以诚教授也只有一面之交，所以，我只能拉拉杂杂地写一点阅读的感受。
首先吸引我的是书名。作为中国美术史（或称“艺术史”，下同）的通论性着作，其标题中多出了“文化”两字，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反映了美国中国美术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变化。
大致说来，美国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派强调研究艺术作品材料、技术和风格，另一派别则强调探讨艺术作品内容、意义及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两派分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术史学在欧洲发展时不同的立场与方法。例如，属于前一派的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1864－1945）是瑞士美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觟lfflin，1831－1903）的弟子，而沃氏是形式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巴氏在“二战”之前来到美国，他研究中国的青铜器、文人画，但却不懂中文，也没有到过中国。这样，他的研究就必然限定在形式主义的范围内。巴氏的学生罗越（Max Loehr，1903-1988）也以研究中国绘画和青铜器着称，他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商代饕餮纹进行了类型划分和排年，所依据的主要是博物馆的藏品，但其基本结论却被殷墟发掘所获的新资料所证实，显示出这一流派强大的学术能量。该流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如果承认“中国艺术”也是艺术，那么它们必然符合一般艺术（实际上是西方标准的“艺术”）内在的规律，人们可以通过借助西方解析艺术作品形式的方法来理解中国艺术，而无须过多涉及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惟有专注于艺术自律性的探索，才可以显示出艺术史独特的价值。
后一个派别与汉学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与巴赫霍夫同时的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可以看作其早期的代表人物。福氏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曾长期在中国生活，他在中国办报纸，创办南京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与中国上层社会也有密切的交往。基于自己丰富的文物收藏及厚实的中国文史知识，他留下了大量着述，其中《历代着录画目》是研究中国书画重要的工具书。福氏主张重视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与纯粹性，他在中国文献方面的深厚造诣令人叹服。此后一些有汉学背景的学者，更加强调通过文献研究中国艺术之历史背景的重要。
另外，这一派还受到图像学研究的影响（iconology）。现代意义的图像学是德国学者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1912年首次提出的。瓦尔堡反对极端的形式主义研究，强调将美术史发展为一种人文科学。德国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为躲避纳粹的迫害，1933年移居美国，他在1939年出版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一书标志着图像学的成熟。图像学重视艺术作品内涵的研究，倾向于把作品理解为特定观念和历史的产物。要解释作品的内涵，必须依靠具体的史料，借重多学科的合作。这类主张自然与很多汉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上述两派彼此争论，也共生共存。但是，如果试图从一位学者师资传授的“血统”来断定其学术态度的归属，则会落入中国“谱牒之学”的老套子，难以切中肯綮。实际上，许多学者的背景和立场十分复杂，如罗越本人就有着极好的汉学修养；罗越的学生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 ）则倾向于社会史的研究，大有离经叛道、欺师灭祖之嫌。两派分歧的产生既源于美术史学科本身方法论的差别，也在于如何认识中国艺术这个与西方艺术既不同、又相似的系统。说到底，面对中国艺术，西方学者既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艺术”，又要回答什么是“中国”。尽管两派对立的余波今天仍时时有所浮现，但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化解这种对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同时将“中国”和“艺术”联系起来，才能全面地理解中国艺术；也只有将中国艺术、印度艺术、非洲艺术……考虑进来，才能使美术史学得到更新和发展。
我对《中国艺术与文化》两位作者的师承背景并不十分了解，如前所述，门第出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这部书的标题明确地将“艺术”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联结在一起，反映出中国美术史研究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在今天，如果不谈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与风格，美术史将失去自身的意义；如果不谈文化，中国美术也难以构成一部“史”。在这样一个题目下，这部书就不再是一个偏执的系统，而是一种开放性的格局，作者可自如地吸收中国美术史研究两种传统之所长，左右逢源。果然，我们在书中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政治、经济、地域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关注，同时，又处处可见对于作品材料、形式和母题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
“文化”一词的包容性和模糊性，还使得这部书所讨论的问题超越了传统美术史的框架。虽然其核心仍旧是美术史，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化史，但是读者会注意到，书中不再按照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分门别类地组织材料，而是转向了对于视觉艺术史的叙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概念虽然依旧存在，但作品的技术和物质形态不再是基本的分类标准和叙事脉络，书中的文字常常漫溢出“杰作”的范围，流布于更广泛的视觉性、物质性材料中，而背后的社会历史也与这些作品紧密地联系起来。诸如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元代沉船瓷器与国际化贸易、管道升的绘画与作者性别、从费丹旭到张晓刚与家庭概念的转化……作品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元素全都融为一体，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元、多维结构，而与这些细节相关的历史断代、价值体系等大是大非，也相应地做出了重要的更新。这些变化与近几十年来美术史，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使得这部书充满新意，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