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出现的“消费信用泡沫”最终对韩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甚微，也证明韩国的金融体系在开放后的抗风险和防震能力有所加强。
中国金融体系脆弱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国有产权、政府干预、信用文化和风险管理不善等国内机制上的原因，可以说与外部因素 包括外资银行的影响关联不大。无论是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还是证券业的普遍性财务告急，皆难以牵强附会地归结为外资的参与。至今为止，外资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参与度依然很低。即使近两年来中国银行体系成功地吸引了150亿美元的巨额直接投资（战略投资），外资银行持股比例也尚不到10%，远低于世界上新兴市场国家外资股权实际持有率35%以上的比例。按资产或存款负债比重计算外资商业银行在华份额占中国银行市场份额尚不到区区2%，远低于外资银行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平均3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应忽略的事实是，银行业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行业。如果一个经济实力不强的小国都不害怕外资控制和垄断这一重要而敏感的行业，那么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泱泱大国，又何须担心引进国际战略投资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即使全资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开业也必须无条件地遵从中国的法律和监管政策，何况国际战略投资者只是进行少数股权投资，未来对参股银行的实际影响和控制力非常之小。因此，担忧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其操纵或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企图，实在是杞人忧天。
但这种非理性的恐惧一旦影响到政策层面，则可能真正地损害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如果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有可能失去一个千载良机，即有效利用国际战略投资来加快推进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重组改革，从而帮助中国金融体系变得更健康，更有效率和更有国际竞争力。
正因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宏伟胆略和英明远见，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在制造行业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庞大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参股中国企业或与之合资合作，全球最大最强的跨国公司和中国港台企业向中国制造业转移了先进技术和最佳国际商业模式，其结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迅速崛起。
中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规模宏大的金融改革，其成败与否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政治的长治久安。这是一项无比重要，但又充满巨大挑战的战略使命，比起整顿改造低效率的国有工业企业难度更大。在银行改革的一整套完整思路中，中国政府非常明智地下出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这一步高棋。通过充实资本金，保障银行IPO的成功，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持续地促进银行内部改革，国际战略投资将为中国的银行机构增添和创造价值，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发挥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